戊寅，前浙东提举何称言：“本路措置利，创建湖浦塘埭斗门二十，增修开浚溪浦埂堰六十三，计溉民田二十四万九千二百六十六亩。”诏浙东提举姚宗之实奏。

壬戌，金主如。

○孝宗绍统同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圣成孝皇帝淳熙五年（金大定十八年）

庚申，金免中都、河北、河东、山东、河南、陕西前年被灾租税。

甲鲜明，纪律严整，皆卿等留心军政，可嘉尚。”犒赐将士有差。

四川制置使胡元质言：“为蜀民之病者，惟茶、盐、酒三事为最；酒课之弊，近已损减。蜀茶，祖宗时并许通商，熙宁以后，始从官榷，当时课息，岁过四十万。建炎军兴，改法卖引，比之熙宁，已增五倍。绍兴十七年，主茶事官增立重额，逮至二十五年，台谏论列，始蒙蠲减。当郑霭为都大提举，奉行不虔，略减都额，而实不与民间尽蠲前官所增逐纳数。又越二十馀年，其间有产去额存者，有实无茶园，止因卖零茶，官司抑令承额而不得脱者，似此之类不一，逐岁多是预复茶引于合同官场，逐月督取。张松为都大提举日，又计兴、洋诸场一岁茶额，直将茶引复与园，不问茶园盛衰，不计茶货有无，止计所复引数，月追取岁息，以致茶园百姓愈更穷困。行下茶司，将无茶之家并行停阁，茶少额多之家即与减额。”诏元质与茶司及总领司措置。

乾初，定节度使至正任刺史除上将军，横行遥郡除大将军，正使除将军，副使除中郎将，使臣以下除左右郎将。正任，谓承宣使至刺史也；遥郡，谓以阶官领刺史至承宣使也；正使，谓武义大夫以上也；副使，谓武翼郎以上也；使臣以下，谓训武郎以下也。至是诏：“今后环卫官、节度使除左右金吾卫上将军、左右卫上将军，承宣使、观察使为诸卫上将军，防御使至刺史、通侍大夫至右武大夫为诸卫大将军，武功大夫至武翼大夫为诸卫将军，正侍郎至右武郎、武功郎至武翼郎为中郎将，宣赞舍人、敦武郎以下为左右郎将。”

，正月，辛丑，侍御史谢廓然言：“近来掌文衡者，主王安石之说，则专尚穿凿；主程颢之说，则务为虚诞。虚诞之说行，则日于险怪；穿凿之说兴，则日趋于破碎。请诏有司公心考校，无得徇私，专尚王、程之末习。”从之。

是月，永康陈同诣阙上书曰：“吴、蜀，天地之偏气；钱塘，又三吴之一隅。当唐之衰，钱镠以闾巷之雄，起主其地，自此不能独立，常朝事中国以为重。及我宋受命，俶以全家京师而自献其土，故钱塘终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间，人日以蕃盛，遂甲于东南。及建炎、绍兴之间，为六飞所驻之地，当时论者固疑其不足以张形势而事恢复矣。秦桧又从而备百司庶府，以讲礼乐于其中，其风俗固已华靡；士大夫又从而治园圃、台榭，以乐其生于戈之馀，上下宴乐，而钱塘为乐国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万乘，而镇压且五十年，山川之气，亦发

元质又言：“简州盐额最为重大，近蒙蠲减，折估钱五万四千馀缗。但官司一时逐井除减，使实惠未及下。富厚之农，动煎数十井，有每岁减七千缗者；下等之家，不过一二十井，货则无人承当，额徒虚欠，官司不免督责。望委制置司，再将向来已减之数，重行均减。其上至多者，每数不得减过二千贯，其馀类推，均及下。”

元质又言：“盐之为害，尤甚于酒。蜀盐取之于井，山谷之民，相地凿井，至六七十丈，幸而果得咸泉，然后募工以石甃砌。以革为，数十人牵大绳以汲取之，自至午，则泉脉渐竭，乃缒人于绳令下，以手汲取，投之于，然后引绳而上。得灶，以柴茅煎煮，乃得成盐。又有小井，谓之‘卓筒’，大不过数寸，亦数十丈，以竹筒设机泉，尽日之内，所得无几。又有凿地不得咸泉，或得泉而味淡薄，煎数斛之泉不能得斤两之盐。其间或有开凿既久，井老泉枯，旧额犹在，无由蠲减；或井大井损，无力修葺，数十年间，空抱重课；或井筒剥落，土石湮，弥旬累月，计不得取；或夏冬涨潦，淡井，不可烧煎；或贫乏无力，柴茅不断，虚失泉利；或假贷资财以为盐本，费多利少，官课未偿，私债已重；如此之类，不可胜计。择能吏前往，逐州考盐井盈亏之数。先与推排等第，随其盈亏多寡而增损之，必使上不至于重亏国计，下实可以少舒民力。”诏元质与李蘩共描置条奏闻。

庚戌，金修起居注伊喇杰言朝奏屏人议事，虽史官亦不与闻，无由记录，金主以问宰相石琚、右丞唐古安礼，琚等对曰：“古者史官，天言动必书，以儆戒人君，庶几有畏也。周成王剪桐叶为圭，戏封叔虞，史佚曰：‘天不可戏言，言则史书之。’以此知人君言动，史官皆得记录，不可避也。”金主曰：“朕观《贞观政要》，唐太宗与群下议论，始议如何，后竟如何，此正史官在侧记而书之耳。若恐漏机事，则择慎密者任之。”朝奏屏人议事，记注官不避，自此始。

是岁，知遂宁府杜莘老举布衣聂山行义，召不至。赐，添差本府教授。寻乞致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