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月，茶寇赖文政起湖北，转入湖南、江西。官军数败，命江州都统皇甫倜招之；旋命鄂州都统李川调兵讨捕。

五月，己丑，诏知县以三年为任，从知饶州王师愈之奏也。

辛卯，宴宰执于澄碧堂。帝曰：“自三代而下，至于汉、唐，治日常少，乱日常多，何也？”叶衡对曰：“正为圣君不常有。如周八百年，所称极治者，成、康而已。”帝曰：“朕常观《天逸篇》，见周公为成王历数商、周之君享国久远，真后世龟鉴，未尝不以此为戒。”衡等曰：“陛下能以《无逸》为龟鉴，诚宗庙杜稷无穷之福也。”帝又曰：“陆贽之于唐德宗，不为不遇。朕尝览奏议，喜其忠直，次第见于施行。”龚茂良曰：“苏轼在经筵，缴《奏陆贽奏议表》云：‘人臣献言，正如医者用药。药须进于医手，方多传于古人。’陆贽不遇德宗，今陛下深喜其书，欲推行之，是亦遇也。”帝又曰：“朝廷用人，止论其贤否如何，不可有党。如唐之牛、李，其党相攻，四十馀年不解，皆缘主听不明，所以至此。文宗乃言‘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朕尝笑之。为人主但是公是公非，何缘为党！”衡等曰：“陛下圣明英武，诚非文宗可比。”帝曰：“此所谓坐而论道，岂不胜如丝竹管弦？”皆起谢。帝又曰：“朝廷所行事，或是或非，自有公议。近来士大夫好唱为清议之说，此语一出，恐相师成风，便以趋事赴功者为猥俗，以矫激沽誉者为清高。骎骎不已，如东汉激成党锢之风，殆皆由此。深害治体，岂可不戒！卿等可书诸绅。”

龚茂良与周必大荐宜黄知县刘清之，召入对，首论：“民困兵骄，大臣退托，小臣苟媮。愿陛下广览兼听，并谋合智，清明安定，提要挈纲而力行之。古今未有俗不可变，弊不可革者，变而通之，在陛下方寸之间耳。”又言用人四事：一曰辨贤否，二曰正名实，三曰使材能，四曰听换授。帝深然之。

谕宰相，以朝廷阙失，士民皆得献言。

六月，庚戌朔，定补外带职格，从左司谏汤邦彦之请也。邦彦言：“陛下忧勤万务，规恢事功，然而国势未强，兵威未振，民力未裕，财用未丰，其故何耶？由群臣不力故也。望自今而后，中外士夫，无功不赏，而以侍从恩数待有功之侍从，以宰臣恩数待有功之宰臣，任侍从、宰相无功而退者，并以旧官归班。惟能强国治兵、裕民丰财者，则赏随之，而又视其轻重以为差等。任侍从而功大，与之宰执恩数可也；任宰相而功小，与之侍从恩数可也。其在外者，虽不曾任侍从、宰执，而其所立之功可以得侍从或宰相恩数者，亦视其功而与之。则天下之士，亦求进之心为立事之心，而陛下之志遂矣。”帝深然之，遂诏：“自今宰臣、侍从，除外任者，非有功绩，并不除职；在朝久者，特与转官；其外任人，非有劳效，亦不除授。”于是曾逮以权工部侍郎出知秀州，不带职，用新制也。

辛酉，罢四川宣抚，复制置使。

汤邦彦论：“西蜀复置宣抚，应于旧属场务，悉还军中；又，除统制司赴宣司审察外，其馀皆俾都统自差，是与其名，夺其实。与其名，则前日体貌如故；夺其实，则前日事势不存。以不存之事势，为如故之体貌，是必上下皆恶，军帅不睦，不惟无益而又害之矣。”帝纳其言。于是沈夏以同知枢密院事召还朝，而宣抚司遂罢。

茶寇势日炽，江西总管贾和仲击之，为其所败。诏以仓部郎中辛弃关为江西提刑，节制诸军讨之，用叶衡之荐也。

汤邦彦言：“蒋芾、王炎，始皆言誓死效力以报君父，及得权位，怀私失职，深负使令。”又劾张说奸赃。丁卯，落芾、炎观文殿学士，芾建昌军、为袁州居住。说落节度使，抚州居住。

是月，茶寇自湖南犯广东。

秋，七月，乙未，帝谓宰臣曰：“会子通行民间，铜钱日多，可喜。”叶衡言：“诸处会子甚难得，谓宜量行支降。”帝曰：“向来正缘所出数多，致有前日之弊，今须徐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