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四月，丁未朔，夏人来谢罪，愿以兰州易塞门、安远二砦，诏数以违顺不常而却其请。

甲寅，令范祖禹依先朝故事，止兼侍讲。

乙卯，辽兴中府甘露降，辽主遣使祠佛饭僧。

丁巳，诏；“今后南郊合祭天地，依元祐七年例施行，罢礼部集官详议。”

甲子，以知永兴军李清臣为吏部尚书。

癸酉，辽主猎于西山。

癸未，苏轼同吕希哲、吴安诗、丰稷、赵彦若、范祖禹、顾临请以唐宰相陆贽《奏议》校正缮写进呈。

五月，己卯，以吏部尚书李清臣为资政殿学士、知真定府，姚勔论其不当召用故也。

辛卯，御史董敦逸、黄庆基并罢。

敦逸四状言苏辙，庆基三状言苏轼，谓轼昔为中书舍人，所行制词，指斥先帝，而辙相与表里以紊朝政。三省同进呈，吕大防奏曰：“敦逸、庆基言轼制词谤毁先帝，臣窃观先帝圣意，本欲富国强兵以鞭挞四裔，而一时群臣将顺太过，故事或失当。及太皇太后与皇帝临御，因民所欲，随时救改，盖事理当然耳。汉武帝好用兵，重敛伤民，昭帝嗣位，博采众议，多行寝罢；明帝尚察，屡兴惨狱，章帝易之以宽厚，天下悦服；未有以为谤毁先帝者也。至如本朝真宗即位，弛放逋欠以厚民财；仁宗即位，罢修宫观以息民力；亦未闻当时士大夫有以为毁谤先帝者。自元祐以来，言事官有所弹击，多以谤毁先帝为辞，非惟中伤善类，兼欲摇动朝廷，意极不善。若不禁止，久将为患。”苏辙因奏曰：“臣昨取兄轼所撰吕惠卿制观之，其言及先帝者，有曰：‘始以帝尧之仁，姑试伯鲧，终焉孔子之圣，不信宰予。’兄轼岂谤毁先帝者邪？臣闻先帝末年，亦自深悔已行之事，但未暇改耳。元祐变更，盖追述先帝美意而已。”太皇太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于泣下。”大防曰：“闻永乐败后，先帝尝咎两府大臣略无一人能相劝谏，然则一时过举，非出先帝本意明矣。”太皇太后曰：“此事官家当深知。”于是斥敦逸、庆基为湖北、福建转运判官。中丞李之纯、御史杨畏、来之邵言二人诬陷忠良，其责太轻。丙申，诏各与知军差遣，敦逸知临江军，庆基知南康军。

苏轼以札子自辨，言：“臣任中书舍人日，适值朝廷窜逐数人，所行告词，皆是元降词头所述罪状，非臣私意所敢增损。内吕惠卿告词，事涉先朝，不无所忌。臣愚意以为古今如鲧为尧之大臣而不害尧之仁，宰予为孔子高弟而不害孔子之圣。又况再加贬黜，深恶其人，皆先朝本意，则臣区区之忠，盖自谓无负矣。今庆基乃反指以为诽谤，不亦矫诬之甚乎！其馀所言李之纯、苏颂、刘谊、唐义问等告词，皆是庆基文致附会以成臣罪。此事始于硃光庭，盛于赵挺之，而极于贾易，今庆基复宗师之。臣恐阴中之害，渐不可长，非独为臣言也。”太皇太后令辙谕曰：“缘近来众人正相捃拾，且须省事。”轼乃具答刂子称谢曰：“昔东汉孔融，才疏意广，是以遭路粹之冤；西晋稽康，才多识寡，是以遇钟会之祸。臣人无二子之长而兼有古人之短，若非陛下至公而行之以恕，至仁而照之以明，则臣已下从二子游久矣，岂复有今日哉！”

是月，水官又请进梁村上下约，束狭河门，赵偁争不能得。既涉涨水，遂壅而溃，南泛德清，西决内黄，东淤梁村，北出阚村，宗城决口复行，魏店北流淤断，河水四出，坏东郡浮梁，幅员数百里，漂庐舍，败冢墓。遗民之仅免者，老弱聚金堤上，哀号之声，数舍不绝。

六月，丁未朔，辽主驻散水原。

甲寅，礼部尚书苏轼乞知越州，诏不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