谏苏辙所奏也。

辛亥，知枢密院事章惇罢。司马光、吕公著改更弊事，惇与蔡确在位，窥伺得失，惇尤以谑侮困光，台谏交章疏其罪，未报。已而惇复与光帘前争论喧悖，至曰它日安能奉陪吃剑，太皇太后怒。于是刘挚奏言：“惇佻薄险悍，谄事王安石，以边事欺罔朝廷，遂得进用。及安石补外，又倾附吕惠卿，夤缘至于执政。以强市两浙民田及寄语台官等事为言路所击，而先帝益薄其为人。黜人未几，复为蔡确所引，以至今日。夫去恶莫如尽，陛下既去确而今尚留惇，非朝廷之利。乞正其横议害政、强愎慢上之罪。”王岩叟奏言：“惇廉隅不修，无大臣体，每为俳谐俚语，侵侮同列。谏官孙觉尝论边事，不合惇意，而惇肆言于人，云议者可斩，中外闻之，无不骇愕，自古未尝有大臣敢出此语胁谏官者。陛下诏求直言，而惇斥上书人为不逞之徒，其意不欲陛下广聪明也。陛下登用老臣旧德，而惇亦指为不逞之徒，其意不喜陛下用正人也。今复于帘前争役法，辞气不逊，陵上侮下，败群乱众，盖见陛下用司马光作相，躁忿忌嫉，所以如此。伏乞罢免以慰天下之望。”惇遂罢，以正议大夫知汝州。

甲寅，诏：“侍从、御史、国子司业各举经明行修可为学官者二人。”

乙卯，以同知枢密院事安焘知枢密院事，试吏部尚书范纯仁同知枢密院事。权给事中王岩叟言：“安焘资材阘茸，器识暗昧，旧位且非所据，况可冠洪枢、颛兵柄！所有画黄，谨缴进。其范纯仁除命，伏乞分为别敕行下。”苏辙、孙觉、刘挚亦相继论焘不当骤迁。

丙辰，罢诸州常平管句官。

丁巳，安焘辞免新命。敕黄付王岩叟书读，岩叟又封还。

诏：“放免内外市易钱并坊场净利钱。”又诏：“已前积欠免役钱，与减放一半。”

三月，己未，王岩叟言：“陛下用范纯仁虽骤，何故无一人有言？盖赏贤也。一进安焘，则谏官、御史交章论奏，盖非公望所与也。臣两次论驳，窃闻已有指挥，门下省更不送给事中书读，令疾速施行。臣位可夺也，而守官之志不可夺；身可忘也，而爱君之心不可忘。陛下既重改成命，则愿差官权给事中，以全孤臣之守。”

庚申，刘挚言：“安焘、范纯仁告命不由给事中，直付所司，陛下自堕典宪，使人何所守乎！”不报。

详定役法所言：“乞下诸路，除衙前外，诸色役人只依见用人数定差，官户、僧道、寺观、单丁、女户出钱助役指挥勿行。”从之。

王安石闻朝廷变其法，夷然不以为意；及闻罢助役，复差役，愕然失声曰：“亦罢及此乎？”良久曰：“此法终不可罢也。”

壬戌，司马光言：“取士之道，当以德行为先，文学为后；就文学之中，又当以经术为先，辞采为后。为今日计，莫若依先朝成法，合明经、进士为一科，立《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孝经》、《论语》为九经，令天下学官依注疏讲说，学者博观诸家，自择短长，各从所好。《春秋》止用《左氏传》，其公羊、穀梁、陆淳等说，并为诸家。《孟子》止为诸子，更不试大义，应举者听自占。习三经以上，多少随意，皆须习《孝经》、《论语》。”光以奏稿示范纯仁，纯仁答光曰：“《孟子》恐不可轻。且朝廷欲求众人之长，而元宰先之，似非明夷莅众之义。不若清心以俟众论，可者从之，不可者更俟诸贤议之，如此则逸而易成，有害亦可改矣。”光欣然纳之。

戊辰，苏辙言：“陛下用司马光为相，而使韩缜以屠沽之行与之同列，以臣度之，不过一年，缜之邪计必行，邪党必胜，光不获罪而去，则必引疾而避矣。去岁北使入朝，见缜在位，相顾反臂微笑。缜举祖宗七百里之地，无故与之。闻契丹地界之谋，出于耶律用正，今以为相。彼以辟国七百里而相用正，朝廷以蹙国七百里而相缜，臣愚所未谕也。

辛未，以吏部侍郎李常为户部尚书。常，文士，少吏干，或疑其不胜任，以问司马光，光曰：“使此人掌邦计，则天下知朝廷非急于征利，贪吏掊克之患，庶几少息矣”

以中书舍人胡宗愈为给事中，起居舍人苏轼为中书舍人。

军器监丞王得君言：“臣僚上章与议改法，但许建明事情，不得妄有指斥。”内出手诏曰：“予方开广言路，得君意欲杜塞人言，无状若此，可罢职与外任监当。”得君于是谪监永城县仓。

诏：“毋以堂差冲在选已注官。”

置诉理所，许熙宁以来得罪者自言。

命太学官试，司业、博士主之，如春秋补试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