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得减死，击以铁骨朵，幽于莱州。

辽南院枢密使耶律仲禧卒。仲禧素党于伊逊，至是以失势而卒。辽主不悟，赐谥钦惠。

乙亥，慈圣光献皇后禫祭。宰臣王珪等上表请听乐，不许；自是五表，乃从之。

壬午，置延州义合寨。

是冬，判河南府文彦博奏疏言：“臣闻昨来西师出界，中辍而还，将下师徒，颇有饥冻溃散，以碍人众，不行军法。今便欲再举，何以励众？又，运狼远涉，颇被邀截，官吏民夫，甚有陷没。伏望圣慈深察王师之举，必有边将谋臣首开端绪以误大计，若不深责，无以励后。”又言：“近闻西师已还，中外但知时暂歇泊，而未有分屯解甲之旨，人情忧疑，皆虑王师必有再举之计。臣窃观陛下临御以来，选拔将校，训齐师徒，修治器械，储峙糗粮，皆众智所不及。夏人昏乱，自致天讨，陛下赫然命将出师，以伐有罪。师行以来，捷音屡上，虽未能覆其巢穴，系其君长，而所遇辄克，战功之多，近世未有。然而数路进军，弥历累月，馈挽不资，民疲供给，将士冲寒冒苦，备极勤劳。臣以为国威既已震矣，将士之力亦已殚矣，百姓供馈亦已竭矣，今日正当劳徠将士，安抚百姓，案甲养威，以全前日之胜，此宗社无疆之休也。若师徒暂还而复出，士气已衰而再鼓，民力已困而调发复兴，诸路深入而转饷益远，如此，则师之胜败恐未可知，而前功或丧，此天下之深忧也。”

张方平上书言：“臣闻好兵犹好色也，伤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贼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夫惟圣人之兵皆出于不得已，故其胜也享安全之福，其不胜也必无意外之患。后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胜也则变迟而祸大，其不胜也变速而祸小。是以圣人不计胜负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祸。何者？兴师十万，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殆于道路者七十万家。内则府库空虚。外则百姓穷匮。饥寒逼迫，其后必有盗贼之忧；死伤愁怨，其终必致水旱之报。上则将帅拥众，有跋扈之心；下则士众久役，有溃叛之志。变故百出，皆由用兵。至于兴事首议之人，冥谪尤重。盖以平民无故缘兵而死，怨气充积，必有任其咎者。是以圣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

“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无意于兵，元昊乘间窃发，延安、麟府、泾原之间，败者三四，所丧动以万计而海内宴然，兵休事已而民无怨言。何者？天下臣庶知其无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谅其有不得已之实故也。陛下即位以来，缮甲治兵，伺候领国，群臣察见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执国命者，无忧深思远之心；枢臣当国论者，无虑害持难之识；在台谏之职者，无献替纳忠之议。从微至著，遂成厉阶。既而薛向为横山之谋，韩绛效深入之计，陈升之、吕公弼等阴与协力。师徒丧败，财用耗屈，较之宝元、庆历之败，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边兵叛背，京师骚然，陛下为之旰食者累月。何则？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无怒敌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赖祖宗积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无功，感悟圣意。然浅见之士，方且以败为耻，力欲求胜。于是王韶作祸于熙河，章惇造衅于梅山，熊本发难于渝、泸。然此等皆残杀已降，俘累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虚无用之地以为武功，使陛下受此虚名而忽于实祸，勉强砥砺，奋于功名。故沈起、刘彝复发于安南，使十馀万人暴露瘴毒，死者十五，而六路之人毙于输送资粮器械，不见敌而尽。以为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宪之师复出于洮州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