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灵宫英德殿。

是月，司马光视河还，入对，请如宋昌言策，于二股之西置上约，擗水令东，俟东流渐深，北流淤浅，即塞北流，放出御河、胡卢河，下纾恩、冀、深、瀛以西之患。初，商胡决河，自魏之北至恩、冀、乾宁入于海，是谓北流。嘉祐八年，河流派于魏之第六埽，遂为二股，自魏、恩东至德、沧，入于海，是谓东流。时议者多不同，李立之力主生堤，帝不听，卒用昌言策，置上约。

二月，诏：“今后谋杀人自首，并奏听敕裁。”帝初从王安石议，凡谋杀已伤而自首，减二等科罪，众论不服。御史中丞滕甫请再选官定议，诏送翰林学士吕公著、韩维、知制诰钱公辅重定。公著等议如安石，于是法官齐恢、王师元、蔡冠卿等皆劾奏公著等所议为不当，又诏安石与当官集议。反覆论难，久之不决，故有是诏。

己亥，以观文殿大学士、判汝州富弼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

庚子，以翰林学士王安石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

初，帝欲用安石，以问曾公亮，公亮力荐之。唐介言安石不可大任，帝曰：“卿谓安石文学不可任邪，经术不可任邪，吏事不可任邪？”介曰：“安石好学而泥古，议论迂阔，若使为政，恐多变更。”退，谓公亮曰：“安石果用，天下困扰必矣。诸公当自知之。”帝又问侍读孙固曰：“安石可相否？”固对曰：“安石文行甚高，处侍从献纳之职可矣。宰相自有度，安石狷狭少容。必欲求贤相，吕公著、司马光、韩维其人也。”凡四问，皆以此对。帝不以为然，竟用安石，谓之曰：“人皆以为卿但知经术，不晓世务。”安石对曰：“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也。但后世所谓儒者，大抵多庸人，故流俗以为经术不可施于世务耳。”帝曰：“然则卿所设施，以何为先？”安石曰：“变风俗，立法度，今之所急也。”帝深纳之。

命翰林学士吕公著修《英宗实录》。

乙巳，以灾变，避正殿，减膳，彻乐。

丙午，司马光入对，乞郡。帝不许，曰：“卿名闻外国，奈何出外？”先是吕公著使辽时，光初解台职，辽人因问光何不为中丞；公著归，告帝，故知之。

甲子，设制置三司条例司，掌经画邦计，议变旧法以通天下之利，命陈升之、王安石领其事。安石素与吕惠卿善，乃言于帝曰：“惠卿之贤，虽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学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独惠卿而已。”遂以惠卿为条例司检详文字。事无大小，安石必与惠卿谋之；凡所建请章奏，皆惠卿笔也。时人号安石为孔子，惠卿为颜子。富弼以足疾未能入见。有为帝言灾异皆天数，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弼闻而叹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此必奸人欲进邪说以摇上心，使辅弼谏争之臣无所施其力，是治乱之机，不可以不速救。”即上书数千言，力论之。

王安石既用事，尝因争变法，怒目谓同列曰：“公辈坐不读书耳！”赵抃折之曰：“君言失矣，皋、夔、稷、契之时，有何书可读！”安石默然。

是月，遣刘航等册李秉常为夏国王。

三月，富弼始入见，曰：“臣闻中外之事，渐有更张，此必由小人献说于陛下也。大抵小人惟喜动作生事，则其间有所希冀。若朝廷守静，则事有常法，小人何望哉！愿深烛其然，毋令后悔。”帝改容听纳，曰：“今日得卿至论，可谓金石之言！”

癸未，以苏辙为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先是辙上疏曰：“所谓丰财者，非求财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财者而已。事之害财者三：一曰冗官，二曰冗兵，三曰冗费。”疏奏，帝批付中书，因召对而有是命。

两府同奏事，富弼言大臣须和乃能成务。又言今所进用，或是刻薄小才，小才虽似可喜，然害事坏风俗为甚，须进用醇厚笃实之人。帝曰：“大臣固当与朝廷分邪正，邪正分则天下自治。”

乙酉，诏令三司判官、诸路监司及内外官各具财用利害闻奏。

戊子，夏国主秉常上誓表，纳塞门、安远二砦，乞缓州；许之。

壬辰，帝问王安石：“制置条例如何？”安石曰：“已检讨文字，略见伦绪。然今欲理财，则必使能。天下但见朝廷以使能为先，而不以任贤为急；但见朝廷以理财为务，而于礼义教化之际未有所及，恐风俗由此而坏，将不胜其敝，陛下当深念国体有先后缓急。”帝颔之。

乙未，以旱虑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