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光言：“比蒙圣恩，

壬午，诏罢尚书省集议濮安懿王典礼。中书呈吕诲等所申奏状，帝问执政当如何，韩琦对曰：“臣等忠邪，陛下所知。”欧修曰：“御史以为理难并立，若以臣等为有罪，即当留御史；若以臣等为无罪，则取圣旨。”帝犹豫久之，乃令御史；既而曰：“不宜责之太重。”于是诲罢侍御史知杂事，以工员外郎知蕲州；范纯仁以侍御史通判安州；吕大防落监察御史里行，以太常博士知休宁县。故事，知杂御史解官皆有诰词，时知制诰韩维当直，又兼领通银台司上下封驳事，执政恐维缴词不肯草制及封驳敕命，遂径以敕送吕诲等家，仍以累不遵禀圣旨赴台供职为诲等罪。维言：“罢黜御史，事关政，而不使有司预闻，纪纲之失，无甚于此。宜追还诲等敕命由银台司，使臣得申议论以正官法。”又言：“诲等能审论守职，国之忠臣，计其用心，不过陛下尽如先王之法而止耳。士大夫贪固利，厚赏严罚，犹恐此风不变；而复内牵邪说，贬斥正人，自此陛下耳目益壅蔽矣。”又求对，极论其失，请追还前敕，令百官详议以尽人情，复召诲等还任旧职以全政，皆不从。是日，诏翰林学士、知制诰、御史中丞、知杂各举御史两人，以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傅尧俞兼侍御史知杂事。

己未，彗星晨见于，长七尺许。

乙巳，颍王府翊善邵亢奏：“皇颍王，天质早茂，姻媾及期。方陛下即位之初，而元嗣克家之日，推之于礼，莫重于斯。臣伏见国朝亲王聘纳，虽《开宝通礼》有旧仪，而因循未尝施行。乞下太常礼院博采旧典，修撰颍王聘纳仪范，其故事非礼者悉罢之。”诏礼院详定。礼院奏：“《开宝通礼》，亲王纳妃，有纳采、问名、纳吉、纳成、请期、亲迎、同牢之礼，国朝未尝用。今检《国朝会要》皇亲婚会礼，数请如《会要》故事。”从之。

辛酉，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傅尧俞、侍御史赵鼎、赵瞻自使辽归，以尝与吕诲言濮王事，家居待罪。而尧俞辞新除侍御史知杂事告牒不受，稽首帝前曰：“臣初建言在诲前，今诲等逐而臣独，不敢就职。”帝数谕留尧俞等，尧俞等终求去，乃以尧俞知和州，鼎通判淄州，瞻通判汾州。

甲午，辽驿召武定军节度使姚景行见。辽主问以治，奏对称旨，复拜南院枢密使。又召内殿，御书及太书示之。辽主尝有意南伐，问景行曰：“宋人好生边事，如何？”景行曰：“自圣宗与宋人和好，迨今几六十年，若以细故用兵，恐违先帝成约。”辽主以为然，遂止。

三月，丁巳，赐群臣御筵于诸园苑。

命殿中丞苏轼直史馆。帝在籓邸，闻轼名，以唐故事召人翰林，知制诰，韩琦曰：“苏轼，远大之也，它日自当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养。久而用之，则人无异辞，今骤用之，恐天下未必皆以为然，适足累之也。”帝曰：“与修起居注，可乎？”琦曰：“记注与制诰为邻，未可遽授；不若于馆阁中择近上贴职与之，且请召试。”帝曰：“未知其能否，故试；如苏轼，有不能邪？”琦言不可，乃试而命之。它日，欧修以告轼，轼曰：“韩公可谓人以德矣。”

争以救朝廷之失，虽陛下容纳直言，为天下所闻，而臣等不能早悟明主之罪，益重矣，岂可复居言路，为耳目之官哉！”帝令中书降札，趣使赴台供职，而诲等缴还札并后所奏九状，申中书辞台职。

吕公著言：“吕诲等以论事过当，并从责降，闻命之始，论腾沸，皆云陛下自即位以来，纳善从谏之风，未形于天下；今诲等又全台被黜，窃恐义士钳，忠臣解。且自古人君，纳谏则兴，拒谏则亡，兴亡之机，不可不审。愿陛下以天地之量，包荒垢，特追诲等敕命，令依旧供职，则天下幸甚！”

是日，诏避濮安懿王名下一字，置濮安懿王园令一人，以大使臣为之；募兵二百人，以奉园为额；又令河南置柏五十人，命带御械王世宁、权发遣判官张徵度濮安懿王园庙地图上；皆从中书所请也。

二月，乙酉朔，白虹贯日。

司光言：“窃闻吕诲、范纯仁、吕大防，因言濮王典礼事尽被责降，中外闻之，无不骇愕。臣观此三人，忠亮刚正，忧公忘家，求诸群臣，罕见其比。今一旦以言事太切，尽从窜斥，臣窃为朝廷惜之！臣闻人君所以安荣者，莫大于得人心。今陛下徇政府一二人之情，违举朝公议，尊崇濮王，过于礼制。天下之人，已知陛下为仁宗后，志意不专，怅然失望，今又取言事之臣群辈逐之，臣恐累于圣德，所损不细，闾里之间，腹非窃叹者多矣。伏望圣慈，亟令诲等还台供职，不则且为之别改近地一官，亦可以少外人之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