黯等议如珪奏，从之。

戊辰，皇子仲针、仲纠始就东宫听读。是日，初御延和殿。帝疾犹未平，命辅臣祈福于天地、宗庙、社稷及景灵宫、寺观，又遣使祷岳、渎、名山。

六月，癸酉，帝复以疾不出。是时唯两府得入对柔仪，退，诣内东门小殿帘帷之外，复奏政事于皇太后如初。

先是礼院言大行祔庙，而太庙七室皆满，请增置一室，诏两制及待制以上与礼官考议。观文殿学士孙抃等议曰：“谨按《礼》曰：‘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书》曰：“‘七世之庙，可以观德。’曰世为昭穆云者，据父子之正而言也。若兄弟则昭穆同，不得以世数数之矣。商祖丁之子曰阳甲，曰盘庚，曰小辛，曰小乙，四人皆有天下，而商之庙有始祖，有太祖，有太宗，有中宗。若以一君为一世，则小乙之祭不及其父祖丁，是古之兄弟相及，昭穆同而不以世数数之明矣。故晋之庙十一室而六世，唐之庙十一室而九世。中宗、睿宗之于高宗，恭宗、文宗之于穆宗，同居穆位。国朝太祖为受命之祖，太宗为功德之宗，此万世不迁者也。故太祖之室，太宗称孝弟，真宗称孝子，太行皇帝称孝孙。而《禘祫图》，太祖、太宗同居昭位，南向，真宗居穆位，北向。盖先朝稽用古礼而著之于祀典矣。大行皇帝神主祔庙，请增一室为八室，以备天子事七世之礼。”诏从之。

于是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卢士宗、天章阁待制兼侍读司马光议曰：“臣等谨按《礼》，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太祖之庙，百世不毁。其馀昭穆，亲尽则毁，示有终也。自汉以来，天子或起于布衣，以受命之初。太祖尚在三昭三穆之数，故或祀四世，或祀六世，其太祖以上之主，虽属尊于太祖，亲尽则迁。故汉元帝之世，太上庙王瘗于寝园。魏明帝之世，处士庙主迁于园邑。晋武帝祔庙，迁征西府君；惠帝祔庙，迁豫州府君。自是以下，大抵过六世则迁其神主。盖以太祖未正东向之位，故止祀一昭一穆；若太祖已正东向之位，则并三昭三穆为七世矣。唐高祖初祀四世，太宗增祀六世；及太宗祔庙，则迁洪农府君；高宗祔庙，又迁宣帝；皆祀六世，此前世之成法也。惟明皇立九室，祀八世，事不经见，难可依据。今若以太祖、太宗为一世，则大行皇帝祔庙之日，僖祖亲尽，当迁于西夹室。祀三昭三穆，于先王典礼及近世之制，无不符合，太庙更不须添展一室。”诏抃等再议。

于是复上议曰：“自唐至周，庙制不同，而皆七世。自周以上，所谓太祖，非始受命之主，特始封之君而已。今僖祖虽非始封之君，要为立庙之始祖。方庙数未过七世之时，遂毁其庙，迁其主，考三代之礼，未尝有此。汉、魏及唐一时之议，恐未合先王制礼之意。臣等窃以为存僖祖之室，以备七世之数，合于经传事七世之明文，而亦不失先王之礼意。”诏恭依。

戊寅，以翰林学士、权三司使蔡襄为修奉太庙使。襄乃以八室图奏御，又请广庙室并夹室为十八间；从之。

帝自感疾，即厌服饵，韩琦尝亲执药杯以进，帝不尽饮而却之，药污琦衣。太后亟出服赐琦，琦不敢当。太后曰：“相公殊不易。”皇子仲针侍侧，太后曰：“汝盍自劝之！”帝亦弗顾。

丁亥，诏：“今岁制科举人著作佐郎赵商等十七人权罢，将来到场，便赴秘阁就试。”商，安仁人。

以兵部郎中、权判大理寺陈太素知明州。太素任刑法二十馀年，朝廷有大狱，疑则必召与议。每临案牍，至忘寝食，大寒暑不变。子弟或止之，答曰：“囹圄之苦，其不堪甚于我也！”以耳疾，数求罢；执政以为任职，弗许；久之，乃出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