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兵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赵及权判吏部流内铨。初，铨吏匿员阙，与选人为市，及奏阙至即榜之。吏部榜阙自及始。

诏陕西、河东经略司：“夏国虽复称臣，其令边臣益练军，毋得辄弛边备。其城垒器甲，逐季令转运、提点刑狱司按察之。”从枢密副使吴育言也。

知制诰余靖言：“昨闻西人与契丹约和，寻复侵掠，恐契丹兵忿不解，又遣使来告西伐，将命者不绝，蠹耗财用。臣今奉使契丹，欲先谕以元昊反覆小人，其去就不足为两朝重轻，设或携叛，亦是常事，彼此只边上关报，更不专遣使臣。”从之。

庚子，辽主驻撒刺泺。

乙巳，以马军都虞候公廨为太学。

庚戌，御迩英阁，进读《三朝经武圣略》，出阵图数本，并陕西僧所献兵器铁浑拨，以示讲读官。

癸丑，桂阳监言唐和等复内寇。

三月，戊午，御迩英阁，讲《诗·匪风篇》曰“谁能烹鱼，溉之釜鬻”，帝曰：“《老子》谓‘治大国若烹小鲜’，义与此同否？”丁度对曰：“烹鱼烦则碎，治民烦则散。非圣学深远，何以见古人求治之意乎！”

杜衍、范仲淹、富弼既罢，枢密副使韩琦上疏言：“陛下用杜衍为相，方及一百二十日而罢，必陛下见其过失，非臣敢议。范仲淹以夏人初附，自乞保边，朝廷因而命之，固亦有名。至于富弼，天与忠义，昨使契丹，蹈不测之祸，以正辨屈强敌，忘身立事，古人所难。去年秋，契丹点集大兵，声言讨伐元昊，朝廷未测虚实，弼以河朔边备未完，又自请行，在外半年，经久御戎之术，固已畜于胸中。事毕还朝，甫及都门，未得一陈于陛下之前，而责补闲郡，中外不知得罪之因。臣恐自此天下忠臣义士，指弼为戒，孰肯为国家用？所损岂细哉！臣窃见近日李用和多疾，陛下欲召李昭亮赴阙管殿前司事，而武臣中求一代昭亮者，皆难中选。臣谓陛下不若因此改弼知定州，仍兼部署之职，遣一中使宣谕，令赴阙奏覆河北公事毕赴任，俟其陛对，慰而遣之。弼素禀忠义，又感此恩，唯思效死，岂敢更以内外职任为意！如此，则朝廷以北事专委弼，以西事专委范仲淹，使朝夕经营，以防二边之变，朝廷实有所倚。”疏入，不报。而董士廉又诣阙讼水洛城事，辅臣多主之。琦不自安，恳求补外。辛酉，琦罢枢密副使，加资政殿学士，知扬州。

甲子，广西转运使杜杞，言宜州蛮贼区希范平。杞初至真州，先遣急递以檄谕蛮，听其自新。比至宜州，蛮无至者。杞得州校吴香及狱囚区世宏，脱其械，与衣带，使入峒说谕，不听。乃勒兵攻破白崖、黄泥、九居山寨及五峒，焚毁积聚，斩首百馀级，复环州。希范与蒙趕散走，杞使香趣趕出降。杞谓将佐曰：“蛮依险阻，威不足制则恩不能怀，所以数叛。今特以穷蹙来降，后必复动，莫如尽杀之以绝后患。”乃击牛马，为蔓陀罗酒，大会环州，坐中，伏兵发，禽诛七十馀人，取五藏画为图，释尪病被胁与因败而降者百馀人。后三日，又得希范，醢之以遗诸谿洞。

丙子，诏礼部贡院增天下解额。贡院请以景祐四年、庆历元年科场取解进士人数内，择一年多者令解，及二分为率，就试人虽多，所增人数各不过元额之半，总诸州军凡增三百五十九人。诏遂为定额。

范仲淹既去，执政以新定科举入学预试为不便，且言诗赋声病易考，而策论汗漫难知，祖宗以来，莫之有改，得人常多。帝下其议，有司请如旧法。乃诏曰：“科举旧条，皆先朝所定，宜一切如故。前所更令，宜罢之。”

监察御史包拯言：“臣伏睹先降敕节文，应奏廕选人年二十五已上，遇南郊大礼，限半年内许令赴铨投状，京官每年春季赴国子监投状，并差两制官于逐处考试，内习词业者或论或诗赋，习经业者各专一经，试墨义等及格者，与放选注官及差遣。自敕下之后，天下士大夫之子弟，莫不靡然向风，笃于为学，诏书所谓‘非惟为国造士，是乃为臣立家’，实诲人育材之本也。近闻有臣僚上言，欲议罢去，则务学者日以怠惰，一旦俾临民莅政，犹未能操刀而使之割也。或前条制有未尽事件，望只令有司再加详定，依旧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