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就不会拖拉。像这样，那么大臣百官直到平民百姓就无不提高了自己的修养以后才敢安居，真正有了才能以后才敢接受官职；百姓改变了习俗，小人转变了思想，奸邪怪僻之流无不转向诚实谨慎，这就叫做政治教化的最高境界。所以天子不用察看就能发现问题，不用打听就能明白真相，不用考虑就能知道事理，不用动手就能功成业就，岿然不动地独自坐着而天下人顺从他就像长在一个身体上一样、就像四肢顺从思想的支配一样，这就是最好的政治原则的最大效验。《诗》云：“温柔谦恭的人们，是以道德为根本。”说的就是这种人。

做君主的无不希望强盛而厌恶衰弱，希望安定而厌恶危险，希望荣耀而厌恶耻辱，这是禹和桀所相同的欲望。要实现这三种愿望，避免这三种厌恶的东西，究竟采取什么办法最便利？回答说：在于慎重地选取相，没有什么办法比这个更简便的了。对于相的人选，有智慧而没有仁德，不行；有仁德而没有智慧，也不行；既有智慧又有仁德，这便是君主的宝贵财富，是成就王业霸业的助手。君主不急于求得相才，是不明智；得到了相才而不重用，是不仁慈。没有那德才兼备的相而希望取得那王霸之功，愚蠢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

现在君主有个大毛病：让贤能的人去做事，却和不贤的人去纠正他；让明智的人去考虑问题，却和愚蠢的人去评判他；让品德美好的人去干事，却和肮脏邪恶的人去评估他。像这样，虽然想成功，能办得到吗？打个比方，这就好像是竖起一根笔直的木头而怕它的影子弯曲，糊涂没有比这个更厉害的了。俗话说：“美女的姿色，是丑陋者的灾祸。公正的贤士，是众人的疖子。遵循道义的人，是肮脏邪恶者的祸害。”现在让肮脏邪恶的人来评判他们的冤家祸根而要求他们没有偏见，能办得到吗？打个比方，这就好像竖起一根弯曲的木头而要求它的影子笔直，昏乱没有比这个更厉害的了。

古代的君主做事就不是这样。他挑选人有一定的原则，他任用人有一定的法度。挑选人的原则，是用礼制去检验他们；任用人的法度，是用等级去限制他们。对他们的品行举止，用礼制来衡量；对他们的智慧以及赞成或反对的意见，用最后的成果来考查；对他们日积月累的长期工作，用取得的功绩来考核。所以，地位卑下的人不准用来监督地位尊贵的人，权势轻微的人不准用来评判掌有大权的人，愚蠢的人不准用来计议明智的人，因此一切举措都不会失误。所以用礼制来考核他，看他是否能安泰恭敬；给他上下调动来回迁移，看他是否能应付各种变化；让他安逸舒适，看他是否能不放荡地享乐；让他接触音乐美色、权势财利、怨恨愤怒、祸患艰险，看他是否能不背离节操。这样，那些真正有德才的人与的确没德才的人就像白与黑一样判然分明，还能进行歪曲吗？所以伯乐不可能被马的好坏骗了，而君子不可能被人的好坏骗了。以上这些就是英明帝王的政治措施。

君主想要得到善于射箭的人——既射得很远而又能命中微小目标的人，就拿出高贵的爵位、丰厚的奖赏来招引他们。对内不准偏袒自己的子弟，对外不准埋没关系疏远的人，能够射中这种目标的人就录取他，这难道不就是一定能求得善射者的办法吗？即使是圣人也不能改变它。君主想要得到善于驾驭车马的人——既追得上快速奔驰的车子又能到达远方的目的地的人，一天能跑千里，就拿出高贵的爵位、丰厚的奖赏来招引他们。对内不准偏袒自己的子弟，对外不准埋没关系疏远的人，能到达这种目的地的人就录取他，这难道不就是一定能求得善于驾车者的办法吗？即使是圣人也不能改变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