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靠的是它有尖爪利牙，假使去掉尖爪利牙，人就一定能制服它了。现在，权势正是君主的尖爪利牙，要是统治别人而丢失权势，便同虎豹去掉尖爪利牙一样。宋桓公把他的“爪牙”丢给了罕，齐简公把他的“爪牙”丢给了田常，又不早夺回来，终致死国亡。现在不懂得法术的君主都明知宋桓公、齐简公有过错，却不能觉察他们失误的源，是不懂得君主失去权势跟虎豹失去爪牙两事相类。

况且，法术之士与当权大臣是互不相容的。何以证明？君主如能任用法术之士，大臣就不能专制独断，近侍也不敢卖威势；大臣和近侍的权势消除后，君主的治国原则就得以现。现在却不这样。那些当权大臣掌握权柄、把持政务来营求私利，左右亲信结成朋党、密勾结来挟制关系疏远的人，那么法术之士何时能得到选任用，君主何时能加以论断裁决？所以，法术主张不一定被采用，又与权臣势不两立，主张法术的人怎能没有危险？所以，君主的如果不能排除大臣的议论，摒弃左右的诬告，独自作符合原则的判断，那么法术之士哪能冒死亡的危险而向君主说呢？这是国家得不到治理的症结所在。英明的君主，照功劳封爵赏禄，衡量才能官任事。选的人必定有好的品德；任用的人必定有优秀才，贤能的人得以用，私门的请托就行不通了。有功劳的人得到优厚的俸禄，有能力的人在重要职位上，那么寄养在私门的侠士怎么能不抛掉私勇而去奋力抵抗敌人，靠游说谋官的人又怎么能不离开私门而务求保持风亮节呢？这就是聚集贤能人才而离散私门党徒的途径。现在的情形是：君主近侍不一定有智慧；而君主对于某人，有时欣赏他的智慧而听取了他的意见，回又同近侍谈论来者的言论。听信近侍的话，却不先衡量一下他的智力平，这就成了同愚蠢的人论定有智慧的人。当权的人不一定贤良；而君主对于某人，有时欣赏他的贤良而加以礼遇，回又同当权的人论定来者的品行。听信当权者的话，而不用贤良的人，这就成了同无德无才的人论定有德有才的人。所以有智慧的人，其主张倒要由愚蠢的人来决断；有德有才的人，其品行倒要由无德无才的人来衡量。这样一来，品德好、有智慧的人便没有机会得到任用，而君主的睛就被蒙住了。过去关龙逢劝说夏桀，结果四肢都被肢解了；王比劝谏商封，结果心脏都被剖开了；伍胥忠诚吴王夫差，结果死于属楼剑下。这三个人，臣不是不忠，建议不是不恰当，但是最终不免于死亡的祸患，原因就在君主不明察贤士和智者的主张，而受蠢才和恶人的蒙蔽。现在，君主如果不肯任用法术之士，而要听从没有智慧、没有德才的臣的话，那么品德好、智慧的法术之士，谁还敢冒着关龙逄、比、伍胥三个人那样的危险，去献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呢？这就是社会动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