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谋弄得疲劳不堪，事务纠缠得智困虑苦，灾祸由此产生也终身不悔，一切是自作自受，却反而埋怨人家。不是沾沾自喜，就是忧心忡忡，心里总是不平衡，行为没有原则标准，这就叫做“狂妄之徒”

君主如果喜好仁慈，就会对无功者奖赏、将有罪者释放；君主如果喜爱刑罚，就会废弃有功者，诛杀无罪者。而没有偏好的君主，如施行刑罚就没有人怨恨，如施舍恩德就没有人感戴；因为他效法水准，遵循墨绳，自身不参与事情本身；就像天地一样，什么事物不被覆盖和承载？所以将万物融合起来使之平平和和是君主的职责，制裁和诛杀罪犯是法律的功能。人如受惩罚而不表示怨恨遗憾，这就说明事情处理得合乎天道。道能占上风，这人间社会省却不少麻烦事。圣人不穿奇异服装，没有怪异行为；他的服饰不引起众人的议论，他的行为不引起众人观察，他的言论不引起众人的评论；通达时不浮华，困窘时不沮丧，荣贵时不炫耀，隐逸时不困窘，超凡脱俗而不被人感到怪诞，仪容和普通人一样。难以用名称来命名他，就叫做“大通”升阶下堂的举止，拱揖谦让的礼节，小跑疾走，盘绕周旋，都是不得已而去做的，并不是出于人的本性，内心的情绪并不同这些举止行为符合。做到这种不得已的事情，而且一定要这样做的，哪里是特意这样安排的？所以不得已而唱歌的人，是难以表露悲情的；不得已而跳舞的人，是不会努力展示优美舞姿的。唱歌、跳舞不能表露悲情，展示优美舞姿，都是由于内心没有真情。善于博弈的人，不一心想赢，他不担心不会赢，只是平心定意，投箸落子符合心意，行走棋子遵循规则，虽然不一定最后胜利，但得到的筹码一定不少。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博弈的胜负取决于术数技艺，而不取决于人主观愿望。同样，善于赛马的人，不贪求跑在最前边，他也不害怕单独落在最后，只是通过双手调节快慢，驾御者的意图和马匹协调，虽然不一定跑在最前面，但马匹的能量被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了。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跑马领先，是在于技巧而不在于主观愿望。因此，消除欲念这技术就能发挥出来，同样抛弃智慧这道术就能确立起来。商人多方钻营就会失败、工匠技艺太繁就会困窘，这是因为他们心不专一。所以树木粗大妨碍它的高度，水流阔广影响它的深度。有智慧而没有权术，即使钻营也不能通达；有百种技艺而没有纯一之道，即使获得了也不能持守。所以《诗经》上说：“贤人君子，他们的仪态总是一定不变的。仪态不变，因此诚心坚定不渝。”君子的诚心大概就是这样专一坚定的。

舜只需弹奏五弦琴吟诵《南风》诗歌，就能治理好天下了；周公则进餐时还要忙于政务，钟鼓悬挂着不解下来，辛勤地辅佐成王平定天下。平民百姓一家子守着百亩土地，没有空暇时间，也无法摆脱赖以生存的土地。而君王一人执掌天下，时间还有剩余，政事不够他处理，因为他将事情分派给百官去办了。处于尊位的君王就像尸主，处在官位上的百官就像祝宰。尸主虽然会扎刍狗烧猪，但他不去做这些归他人的事，即使不会做这些事也没有什么损失；俎豆摆放顺序、黍稷上供先后，尸主尽管知道也不去指指点点，即使不懂这些规矩也没有什么影响。但一定要做到，不懂“祝”的人，不能让他担任祝者，但并不妨害他做尸主；不会驾车的人，不能让他担任御手，但并不影响他处于主位。所以地位越尊贵就越安逸，身份越高杂事越少。这就像弹琴，小弦虽然音调急迫，而大弦声音一定舒缓。

无为是道的本体；处后是道的功能。无为驾驭有为，叫做“术”；处后制约占先，叫做“数”效仿“术”就强大，审察“数”就安宁。现在将卞氏之璧给人，不能接受这一点的，是先得到它的人；寻求才得到它，虽然埋怨却不反悔，是最后得到它的人。三个人住在一起，其中两人为事争吵起来。争吵双方都认为自己正确，听不进对方的话。另外一人虽然愚钝，也一定会从旁判定谁是谁非，这不是因为他聪明，而是因为他没有卷入这其中的争吵。同样，两人斗殴，另一瘦弱者站在旁边，如果他帮其中的这个人忙，这个人就必定会获胜；如果他将两人中的一人拉开，这场相打就此平息。参加斗殴的双方都十分强壮，但却都受这一瘦弱者制约，不是因为瘦弱者骁勇，而是因为瘦弱者本身没有参与这场相打斗殴。由此看来，后来的制约着居先的，文静的胜过躁动的，这是一种规律。背道弃数而寄希望于偶然，改变常规更易旧俗，凭小聪明来碰运气机会，有了过失就责难自己，侥幸碰中机会就认为是掌握了时机，行动愚昧且又荒谬更改，一辈子都不醒悟：这就叫做“狂妄”有了灾祸就屈服，有了一点福就自满，有了过失就追悔，有了功劳就骄傲，始终不知返回心意，这就叫做“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