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伸长来测直瞄准。所以圣人亲身体现这种墨绳能伸能曲的特性。虽长但不横阻，虽短但不穷尽，虽直但不刚坚，长久但不被遗忘，这大概就是墨绳的特性吧？所以只用恩德来治政便显得懦弱了些，因为懦弱就没有了威信；只靠严厉来治政便显得凶猛了些，因为凶猛就没有了和睦；只以仁爱来治政便会放纵，因为放纵就无人听从命令；只用刑罚来治政便显得暴虐了些，因为暴虐就无人来亲附归顺。过去齐简公放弃了国家的权柄，而一味宠信大臣将领，以致使他们形成威势，结党营私，而导致国家的正式条令无法贯彻下去，让陈成常、鸱夷子皮能够实现了篡政的阴谋，使太公吕望传下来的齐国断了继嗣、亡了国家，吕氏的齐国变成了陈氏的齐国。这正是齐简公柔弱懦怯造成的后果。郑国子阳刚毅而好刑罚，他实施刑罚，非常坚决，一旦抓获该惩罚时从不宽赦。子阳门客中有一人将弓折断了，他惧怕因这过错而被处死，就趁街市人们追杀疯狗的机会将子阳杀死了。这正是刚毅凶猛造成的悲剧。如今一些人不知道处刚柔之间为得道根本的道理，看到柔弱懦怯会被人侵凌，就追求起刚毅凶猛来；看到刚毅凶猛导致灭亡，就强调起柔弱懦怯来。这实际上是这些人内心根本没有这种处刚柔之间为道之根本的观念，让外界的所见所闻支配自己的思想，所以是一辈子都摇摆不定，无固定的归宿。这就好比不懂乐理的人唱歌，唱低音时沉浊滞凝而不婉转悠扬，唱高音时脆弱枯涩而不圆润激亮。但像韩娥、秦青、薛谈、侯同、曼声这些歌手，他们无论是随便的哼吟，还是合乐的歌唱，都能在内心积聚着感情，这种充盈于内心的感情通过音乐表现出来，因此没有不合音律、不和谐动人的。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们内心有着一个根本的东西作主宰来确定音调的高低清浊，而不受外界事物的影响，能自成标准法度。现在那些盲人在路上行走，别人叫他往右走他便往右，别人让他往左走他便往左；情况好些的话，碰到君子引路会引他走上平坦安全的路，情况不好的话，碰到小人引路会引他走进深沟陷阱中去。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眼睛看不见外界事物。所以是，魏国两用楼瞙、翟强而丧失了黄河以西的土地，齐湣王专用淖齿一人而被淖齿杀死在东庙，这些都在于没有权术来驾驭下属大臣；周文王同时任用姜太公和召公奭而天下得以治理，楚庄王专用孙叔敖一人而称霸天下，这些都在于有权术驾御下属大臣。

以弹琴唱歌击鼓跳舞算作“乐”，用回旋周转作揖谦让来讲“礼”，用丰厚陪葬长期服丧来送别死者，这些都是孔子所提倡的，但墨子是反对的；互相亲爱、推崇贤能、敬崇鬼神、不信天命，这些都是墨子所提倡的，但杨子是反对的；保全本性的真纯，不以外物拖累形体，这些都是杨子所提倡的，但孟子是反对的。这真是各人的取舍各不相同，每人只知道自己的想法和心思。所以确定是与非是离不开一定条件和环境的，处在一定条件和环境里是对的，离开了一定条件和环境就变得错了。丹穴、太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户、奇肱、修股这些九州之外的国家，他们的是非观念各异、习俗相反，君臣上下，夫妇父子，也都按一定的礼节相处、支使。在这里是正确的，到那里就可能是错误的；在这里是错误的，到那里就不一定是错误的。这就好像斧刀椎凿各有各的用处一样。

夏禹的时代，依据五音来处理政务，悬挂钟鼓磬铎、设置鞀鼓来接待四方之士，并发布命令说：“拿道来指教我的请击鼓，用义来教诲我的请敲钟，有事情要告诉我的请摇铎，有忧愁事想告诉我的请击磬，有官司诉讼的请摇鞀鼓。”在那时，夏禹吃一顿饭有可能被打断十次，洗一次澡有可能三次拧干头发起来处理事务，他就是这样劳累、忧虑为人民服务；这样做还不足以为人民行善效忠的话，那就是才能不足的问题了。秦始皇时代，垒筑高高的台榭，修建大型的苑圃，驰道通向四方远道，铸造金属铜像，调派囚徒戍守边疆，强行收缴草料供部队使用，征收人头税来搜刮民财，运进皇帝私库以供享用。被征调服役、守边防的青壮年，西到临洮、狄道，东到会稽、浮台，南到豫章、桂林，北到飞狐、阳原，一路上死去的服役青壮年多得可以填满沟壑。当时，尽忠进谏的人被看成扫帚星，讲仁义的人被当成疯子。而到汉高帝起兵时，使将衰败的东西得以保存，使将绝嗣的族种得以延续，发扬了天下正义，手执兵器，振臂高呼，为百姓向皇天请命。在这个时候，天下英雄豪杰，风餐露宿于荒原野外，冲杀时冒着迎面而来的利箭和飞石，撤下后退时冒跌落深沟的危险，这真是经历了百次的死亡才换得一次生存的机会，以争取夺得天下的统治权，奋发勇武精神，激励忠诚之情，豁出生命以决一死战。在这样的时代，那些穿着丰衣博带，谈论儒、墨的人，是被认为无能之辈的。等到暴虐的秦朝灭亡后，天下安定下来后，汉高帝继承文治的事业，建立了雄伟勇武的功绩，登上了天子宝座，当年的委貌冠以“刘氏冠”而风靡天下，聚集起邹、鲁的儒墨学者，贯彻古代圣人的遗教，树立起天子大旗，乘坐天子的大车，建置九旒旗，撞击大钟，敲响鸣鼓，演奏《咸池》乐曲，举着盾牌大斧起舞。在这个时候，谁要是继续提倡武力，会被人怀疑居心叵测。这期间，文治、武功交替主宰时局，这是根据时势的变化而采用的不同策略。而现在的尚武派非议文治者，或文治者非议尚武派，他们之间的文武互相指责非议，实在是不懂文与武各适宜于一定时局。这些人只看到一个角落中的一小部分，而根本不知道四方八极之天下广大。所以是朝东看，就不知西墙；朝南望，就不见北方；只有不偏倚某一方，才能无所不通、无所不知。

国家之所以能长存，是在于得道；国家之所以灭亡，是在于悖理。尧原先都没有百户人家的城郭，舜原先连立锥之地都没有，但后来却拥有了天下；禹原先连十个人的势力都没有，汤原先也没有哪怕是七里大的封地，但后来还是称王于诸侯。周文王原先处在的岐周一带，土地方圆也不过百里，可是最终立为天子。诸如此类都是因为“得道”和实施“王道”夏桀、殷纣原本十分强盛，凡是人的踪迹所到之处、车舟所通之地，没有不成为他们的郡县属地的。但是最终他们却死在别人手里，还被天下人所耻笑，这是因为他们行不仁而造成的后果。所以圣人是通过观察细微迹象来知道事物变化的徵兆的。德政的兴盛和衰败，最先的变化苗子是从社会风气中显露出来的。因此，实施王道德政的尽管开始弱小，但最终会强大起来；有灭亡迹象的尽管暂时成功，但到头来必定失败。当夏朝将要灭亡的时候，朝中的太史令终古就事先投奔了商汤，三年后夏桀果然灭亡；殷朝将要破败的时候，朝中的太史令向艺事先就归顺了周文王，一年之内殷纣王果真灭亡。所以圣人总是能在存亡、成败转变之际就能发现衰败的迹象了，而不是像夏桀、殷纣王那样，非得等到出现了鸣条之野、甲子之日时才知道身处绝境、大祸临头。现在有人认为强大的就必定会胜利，于是就一门心思盘算着怎样扩地增人；认为富有的必定会获利，于是就醉心于积粮聚钱；如按这样的逻辑来说，那么千乘小国将永远无法称王称霸了；万乘大国则永远不会灭亡了；国家的存亡道理如果是这样简单的话，那么社会上的笨男蠢女都可成为理论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