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仪形式花头花脑，音乐花俏而失去节度；看重死者而损害活人，而服丧三年以孝行哗世则更是束缚人的本性行为。因此世风浑浊，诽谤朝政的事也就时有发生，所以英明的君主就废除他们的那一套而不用。

所谓“义”，就是依循事理而又行为适宜；所谓“礼”，就是为体现真实感情而制定的仪式。“义”本来的含意就叫“宜”（适宜）“礼”本来的含意就是体现情感。过去扈氏就是死抱着过时的“义”而被启杀害，这是因为他只知道“义”而不知道“义”还要适合时宜；鲁国是以孔孟儒家的礼法来治国的，但结果国力日益衰弱，这是因为鲁国国君不知道“礼”是要体现真情实意的。有虞氏的礼法是：他们用土堆成社神，季夏六月祭祀宅神，人死后埋于耕地下面，音乐则有《咸池》《承云》和《九韶》，而服饰崇尚黄色。夏后氏的礼法是：他们用松木做成社神，于春天祭祀户神，丧葬时灵车棺柩四周围上帐幔，并装饰着翣扇样的饰物，音乐则有《夏篇》《九成》《六佾》《六列》和《六英》，而服饰崇尚青色。殷人的礼法是：他们用石头做成社神，在秋季祭祀门神，有在坟上种上松树的丧葬礼法，音乐则有《大濩》和《晨露》，而服饰崇尚白色。周人的礼法是：他们用栗木做成社神，在夏季祭祀灶神，葬礼有在墓上种松树的习惯，音乐则有《大武》《三象》和《棘下》，而服饰崇尚赤色。这上述四代的礼乐因时代变迁而发生很大变化，同样服饰也各不相同，但是他们的礼法都体现了亲疏的感情和上下的人伦。现在如果死抓住一国之礼法或一君之法籍，以它来否定、非难世代变化了的礼俗，这就好像胶住弦柱而想调瑟一样。所以英明的君主制定礼仪就像做衣裳，规定节行就像做衣带。衣能遮身就行，合乎常规即可，能宽松舒适、行走方便就更好；不必追求奇异的外表和裁剪上的花哨。衣带能够打成纽结、束紧衣襟就行，不必讲究绣上什么别致的花纹图案。所以说，制定礼义的根本要求，是帮助人规范思想、道德；在这意义上说，我们也没有必要拘泥于儒墨的那一套伦理了。

所谓“明”，不是说能看清别人，而是说能认识自己。所谓“聪”，不是说能听见声音，而是说能倾听自己的心声。所谓“达”，不是说能了解别人，而是说能自知之明。所以说只有自己的身心才是“道”所依托的寓所，身心修养得通体透明，那么道也就必定能定居下来。“道”如能与你身心融合，那么凭着它就能视察清晰，凭着它就能聆听聪灵，凭着它就能言论公正，凭着它就能行动顺畅。所以圣人处理事物，就如同巧匠砍削木榫，良厨分解牲畜，砍削分解得恰到好处而不损伤刀斧。但笨拙的工匠则不然，木榫砍削得不是大就是小，大的则壅塞而不入，小的则空落不严实。正是心神不宁则手势散乱，越折腾越离谱。圣人处理事物能判剖自如，处置有序；散乱了则有办法使它整合，离开了则有办法使它复归，雕琢过的可以使它返归质朴。整合而为道德，离散而为仪表。这样就能转入玄冥之中，散应一切而不留痕迹。而靠礼义来制约人的行为，又怎么能从根本上治理好社会？

世界上有很多所谓的明事理者，实际上大多是离开这一“道德”根本的，说什么“礼义足以治天下”，这种人是不可以和他谈治国方略的。所谓礼义，实际上是五帝三王制定的法典和习俗，各适合于他们的时代。这就好比祭祀时用的刍狗和祈雨时用的土龙，开始扎塑它们的时候，用青黄色彩涂上装饰，然后用锦绣包裹和丝帛镶边，再用红色丝线缠扎起来，尸祝穿上黑色的祭服，大夫戴着礼帽，非常庄重地迎送它们。但等到使用过它们之后，就如同泥土草芥一样被扔掉，还有谁贵重珍惜它们？所以，在舜的时代，有苗不归服，于是舜修治德政，并停止战争讨伐，将盾牌和大斧用于歌舞之中。在禹的时代，天下洪水泛滥，禹命令民众堆聚土壤和积集柴草，选择丘陵高处居住。武王讨伐纣王时，用车载着去世不久的父亲的灵柩前去讨伐，等消灭纣王后，海内还没安定下来，所以武王为文王守三年孝，以表示发扬文王的美德，这样才有了服三年之丧的做法。禹时天下洪水成灾，禹忙于修筑陂塘水库，所以只得早上死人晚上即安葬。这些均是圣人为了顺应时代和客观情况而采取的权宜措施。今天如果只赞美干戚之舞而嘲笑锄锹之舞，只知道三年服丧而非议一日丧期，这就好像只赞美牛而非难马一样，也像用徵音来取笑羽音一样。以一种呆板凝固的礼法来对待日益变化的社会，和以一根琴弦就想弹奏出《棘下》的乐曲没有什么不同。而根据时世的变化而制定的礼法，再用于变化了的时世，就很难做到恰当适宜；如不变化礼法，就会像冬天穿葛布衣、夏天穿皮大衣一样可笑。所以调整一次弓弩上的瞄准器是不可能用它来发射一百次的，同样一件衣服也不可能一年穿到头。这说明瞄准器必须根据目标的高低不断调整，人穿的衣服也必须根据气候的变化不断更换。所以说是“世异则事变，时移则俗易”因此，圣人是根据世道来制定法规，随应时代来治理国家。古代帝王在泰山上祭过天，在梁父山上祭过地的，有七十多位，他们的法度各不相同，并不是他们有意标新立异，而是因为时代社会变了。因此，不能照搬他们那些现成的法令，而应该是效法他们制定法令的原则。而他们制定法令的原则就是根据变化了的时世不断改变法令。能够根据时世变化 而不断变法，这就是最可贵的精神之所在。所以，古代狐梁的歌是可以学着唱的，但他唱得如此动人的奥妙却是难以掌握的；古代圣人的法规是可以观摩的，但他们制定法规的缘由却是难以探究的；古代雄辩之士的辩词是可以模仿的，但他们如此善辩的内涵却是难以揭示的。淳钩之剑是不值得爱惜的，可爱惜珍贵的倒是欧冶的铸剑技术。那王乔和赤诵子吹嘘呼吸、吐故纳新、忘却形骸、摒弃智虑、抱守素朴、返回真纯，遨游于玄眇境地，与上天相通而成仙。今天如果有人想学到他们的成仙之道，只模仿他们的一吐一吸、时伸时屈的动作，而没有掌握他们涵养元气、修炼精神的奥妙，要想腾云驾雾升天成仙是不可能的。五帝三王他们轻天下，渺视万物，齐生死和同变化，他们怀着无所不容的圣明之心来观照事物的真谛，上与天道为友，下和造化作伴。今天如果有人想学到他们的处世之道，只死守着他们的法典条文，而没有他们那种清静玄冥的精神境界，要想治理天下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得十把利剑，不如掌握欧冶的铸剑技术；得百匹骏马，不如掌握伯乐的相马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