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主人献身，所以不留恋人间生活。今天如果我们从箕子的角度来看比干，那么比干就显得愚蠢了；从比干的角度来看箕子，那么箕子就显得低卑了；从管仲、晏子的角度来看伯夷，那么伯夷就显得愚戆了；从伯夷的角度来看管仲和晏子，那么管仲、晏子就显得贪婪了。人们的追求、取舍不同，嗜欲爱好相反，而各自都以所做的事为欢乐，在这里又有谁能使他们改弦易辙？又有谁能对他们所做的事定是非、别优劣？所以曾子这样说：“同是因敲击船板而发出的声音，鸟听了高飞而去，鱼听了藏入深渊。”这说明行动各不相同，而为了使自己便利的目的是相同的。所以惠施带着百辆车子经过孟诸泽时，正在钓鱼的庄子看到惠施的那副神色，把自己钓到的鱼都倒到水里去了。鹈胡饮水数斗都不够，而鲔只须吸入一些露水就足够了；智伯拥有三晋还不满足，林类和荣启期衣衫破烂得像蓑衣都毫无遗憾。由此看来，人们的追求、取舍各不相同，又有什么必要互相责难和非议呢？看重生命的人，不会为了利益而损害自己；坚持名节操行的人，不会看到危难而苟且逃避的；贪得无厌的人，看到利益就会不顾一切；而珍爱名声的人，是不会随便取获不合道义的东西。将这些相比较而论，真好比是炭与冰、钩和墨绳，真不知什么时候能使它们吻合相容呢？假使让圣人来仲裁，就有可能将此调和、兼容、并蓄、覆盖为一体，无所谓肯定此、否定彼。飞鸟习惯筑巢而栖息，狐狸习惯洞穴而歇宿；在这里，无论是筑巢栖息还是洞穴歇宿，都是为了找到一个归宿。而社会中的人们取舍什么、行动什么，也都想找一种寄托和归宿，各人都在找一个自己乐意舒适的安身之处；而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的人，就算是完人。所以，从“道”的角度来看万事万物，就会将它等而视之、总而齐之。

盛世太平国家的治理方法是，君王没有苛刻的法令，官吏没有烦琐的政务，士人没有虚伪的品行，工匠技艺没有淫巧的成分；事务合乎常规而不混乱，器物完美而不雕饰。而乱世就不是这样。饰伪品行的人互相吹捧抬高身价，施行礼义的人互相虚伪造作；车辆极力雕琢，器物竞相刻镂；求取财物的人争抢难得之物，并把它们当作宝贝；以文辞互相诋毁的人纠缠于冗长烦琐的事中而自以为聪明。官吏们互相争吵诡辩，将政务工作久拖而不处理，这些对治理国家毫无益处；工匠们处心积虑要制作奇异的器具，累月经年才完成，却不适合于使用。所以古代神农的法令这样说：“成年男子如果不从事耕种，那么天下就会有人因此而挨饿；年轻妇女如果不从事纺织，那么天下就会有人因此而挨冻。”因此神农自己亲自耕种，他的妻子亲自纺织，为天下人作出了榜样。神农教导人民，不要有意地珍贵难以得到的货物，不要过分器重无用的物件。所以那时代男子非得努力耕种不可，否则将要饿肚子；女子非得勤奋织布不可，否则将无法遮蔽身体；有余和不足，都直接关系到每个人自身；丰衣足食，邪奸就不会产生，大家安居乐业而天下太平。所以太平盛世使得孔子和曾参那样的善人没有地方好行善，使得孟贲和成荆这样的勇士没有地方好显威武。而衰败的社会风俗完全不同，大家凭着智巧而弄虚作假，矫饰各种无用的器物，有意珍贵远方的奇货，珍惜难以得到的财宝，却不积聚生活必需品；淳厚的民风被破坏得乱七八糟，纯朴的民性被破坏得支离破碎，牛马被关进栏圈后也没人管理；百姓被弄得心神不定，是非被颠倒，清澈变混浊，人们就像风中蓬草，被刮得飞扬躁乱；忠诚信义的品德流失殆尽，人也跟着失去善良本性。于是社会出现了另一幅情景，用翡翠、犀牛角、象牙和美丽的花纹图案来迷惑人的眼睛；以牛羊犬猪、面米细粮 和 各 种 风味小吃来满足人的食欲；用钟鼓管箫、丝竹金石等乐器来淫荡人的耳朵；又以讲究礼仪形式、各种流言蜚语来搅乱人的心神。这样，百姓被搅得纷扰狂乱，日夜为利益奔波追逐，人变得烦躁浅薄，礼法和道义相违，德行和利益冲突，这样的社会，即使有十个管仲也无法治理好。

富人的车辆外用彩绣的车衣围裹，马则用旄牛尾和象牙作装饰，车上的帷幕和褥垫都配用绣绘丝织品，各种色彩交错着，无法形容它的华丽。而穷人夏天穿着粗布短衣，索着粗麻绳，吃豆类食品，喝凉水来填饱肚子，以便能熬过酷暑；冬天则穿着破烂的羊皮衣，粗布衣袍无法遮蔽身体，只得蹲在灶炉口取暖。所以同是编入户籍的人，会出现如此大的贫富差别，就如同君主和仆人的差别，这真的使人无法比较和言说。那些凭着奇异技巧、伪诈歪邪门道的人，却能在世上过着富裕的日子；而那些品行正道、不肯苟且得利的人，却免不了饥寒的灾患，在这种社会不公平的情况下，要想使人民摒弃末业、返归农业根本，这就像掘开了水源却又堵塞了水流一样。社会有意导向雕琢刻镂，必然迫使农民弃农从工，妨碍了农业生产；社会讲究服饰秀美，必然致使妇女精于刺绣，也必然妨碍了一般意义上的纺织业。这农事荒废、纺织受损，必然会有饥寒出现。饥寒一旦降临，人们能不触犯法令和禁令，这是从古到今都没有听说过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