够区别分辨的。但是，那种大到没有极限的东西，天地也就包容不下了；细到不能再细微的东西，神明也就领略不了了。等到制定律历、区分五色、五音清浊、辨别甘苦以后，这至大至微的纯朴之道就散逸了，也就所谓的“朴散为器”；而到提出仁义、制定礼乐以后，这“德”也被遗弃而成为虚伪了。当虚伪产生，就有以智谋来愚弄人、以诈术来蒙骗君王的事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尽管有人能占有天下，却未能治理好天下。以前苍颉创造文字，上天担心从此诈伪萌生、去本趋末、弃耕作而务锥刀、天下缺粮，于是降粟雨；鬼恐怕被书文所揭发，故夜哭。伯益发明掘井，龙担心水源干枯而登空离去，山川百神也迁移昆仑栖身。这正是智能越多，德行越薄。所以周朝制造的鼎上铸着巧匠倕的图像，让他衔着自己的手指，以说明过分的智巧是不可取的。

所以，至人对天下的治理，心与神相依处，形与性相谐调；静处时依照“德”，行动时合附“理”；顺随事物的自然本性、遵循事物的自身规律；他浑然无为，而天下却自然和顺；他恬澹无欲，而百姓纯朴无华；他不用求神祈福，百姓生命不会夭折；人们间不必怨恨纷争而给养充足；他的德泽遍及海内外，并延及后世，但人们却不知道施予恩德的是谁。所以，这样的至人活着没有名号，死后没有谥号；他不聚敛财物，也不追求名誉，施恩的人不自以为有恩德而求报答，受恩惠者也不故作姿态而谦让；美德聚集归附于他身上，却不显出盈满。所以，德行聚集的人，说三道四是伤害不了他的；智慧所不能明了的事，能说会道也无法解释清楚的。不说话的辩才、不能具体规定的“道”，如若有人能通达这种境界，那就叫做进入到天府，这里面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无法知道它产生的缘由，这就是瑶光。所谓瑶光就是养育万物的意思。

赈济生活贫困的人，补助食用不足的人，这样名声就会树立起来；兴办利民之事，消除社会弊病，讨伐叛乱，禁止凶暴，这样功业就会成功。如果世上没有灾害，那么即使是神也无处表现他的德泽；如果上下和睦团结，那么即使是贤人也无法建树他的功业。以前古帝容成氏的时代，人们像大雁一样有序地在大道上行走，干农活时将婴儿放在巢里也没危险，余粮放在田头也不会丢失；可以尾随虎豹、可以脚踩毒蛇而不受其害，人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能够这样太平。而到了尧帝的时代，十个太阳一起出来，烤焦了庄稼禾苗，晒死了树木花草，使百姓没有可吃的食物。猰 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这些凶猛禽兽一起出来残害百姓。于是尧帝让羿在畴华这地方杀死凿齿，在凶水这地方杀死九婴，在青丘泽射死了大风，又往天射落九个太阳，在地下杀死猰貐，在洞庭斩断修蛇，在桑林擒获了封豨。这样，百姓都高高兴兴，推举尧为天子。于是天下不管是广阔的地方还是险峻的地方、不管是远的地方还是近的地方，都有了道路和村落。舜帝的时代，共工兴起洪水，大水逼近空桑，这时龙门尚未凿开，吕梁还没挖通，长江、淮河合流泛滥，天下四海一片汪洋，百姓都逃往山上，爬上大树。于是舜便让禹疏通三江五湖，开辟伊阙，疏导廛水和涧水，整治疏通大小沟渠，使水流入东海。洪水排泄了，九州大地平静了，百姓们都能各安其生。所以他们都称尧舜为圣人。近代的时候，出了桀、纣两个暴君，夏桀修建了琁室、瑶台、象廊、玉床；商纣设置了肉圃、酒池，并耗尽了天下财物，使百姓精疲力尽；纣王还挖出比干的心脏，剖开孕妇的胎腹，正是天下受到骚扰，百姓受到残害。于是商汤率三百兵车在南巢讨伐夏桀，最终将夏桀放逐囚禁在夏台；周武王率三千甲卒在牧野征伐纣王，在宣室杀死了纣王。这样天下才得以安定，百姓得以和乐。因此他们都称商汤、武王为贤人。由此可见，有贤圣名声的人，必定遭逢过乱世的祸患。

现在至人生活在乱世之中，胸怀道德，藏匿着无数的智慧，闭口不说，一直到死，所以这世上没有将智慧表露出来而死去的人多着呢！然而天下却没有人懂得珍重这种不喜言说的行为。所以说，可以用言词表达的“道”并非常“道”，可以用文字叙述的“名”并非常“名”；而那些写在竹帛上刻在金石上、可传后人的文字内容，都是粗糙简单不完整的。五帝三王，他们做的事情不一样，但宗旨是相同的，所走的道路不一样，但归宿却是一致的。近代求学问的人，不懂得混元一体之“道”、总括精要之“德”，而只是拿取一些已经成功了的事迹，相聚在一起，正襟危坐而津津乐道，奏着鼓乐、跳着古舞，彼此歌功颂德。所以他们自称博学多闻，但却不能免于糊涂和困惑。《诗经》说：“不敢徒手打虎，不敢无舟渡河。人只知道这一类事（危险），却不知道其他的（危险）事还多着呢！”这正是说的那些所谓的博学多闻之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