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贤才可以做到呀。天地之元气运动万物，周流而不停息呀，保全自己并留下美名，为民众的表率呵。舍生取义，去实践大道啊，为外物所天而忧伤不已，那是莫大的耻辱和痛苦呵！守死善道不染流俗，又怎么会变色呢？守道通幽，则几于神明啊！永平年间班固为郎，负责校雠皇家藏书，一味专心于博学，以著述为业。有人讥笑说这没有什么实际功用，同时又感到东方朔、扬雄等自以为没有遇到苏秦、张仪、范雎、蔡泽生活的时代，而没有用堂堂正正的道理去说服对方，表明君子的操守，故聊且答覆一下那些讥笑者。那篇文章写道：宾客嘲笑主人道：“听说圣人有确定不移的言论，贤士有不改变的职分，也衹是崇尚名声。因此上圣要树立德业，其次要建立功勋。德业不会在死后才特别兴盛，功勋若不合时宜也不会彰显，因此圣人的立身行事，忙忙碌碌，来去匆匆。孔子坐着待不到席子温暖，墨子安居也等不到烟囱被熏黑。由此推论，施行道德是先哲的首要任务，着述衹是前贤的小事而已。如今你有幸生在圣明的时代，身着宽衣博带，在外边有美好的声誉，内则有很高的修养道德，而且又有很好的文采，已经很长时间了。却始终没有昂首伸尾，奋翼振鳞，超于污泥之外，腾于风云之上，使人看到影子就骇怕，听到响声就震恐。徒然陶醉于头枕经典，身卧书籍，让自己委屈于破庐旧舍，上没有人援引，下无依靠。惟独肆意冥想宇宙之外，精心思考于细微之中，专心致志于默默记诵，经年累月。然而，才能不能在有生之年发挥出来，功用不能贡献于当代，即使纵横辩论如波涛汹涌，铺张辞藻似春花怒放，仍是无益于考评政绩。想来还是考虑很快可以见效的办法，采取能赢得朝野赏识的手段，使自己活着时有显赫的声名，死后有美好的谧号，不也是更高明吗？”

主人悠然而笑道：　“像客人的议论，正是所谓衹看到势利的表面，却没有认识到道德的功效，守住屋子角落的微弱灯光，没有仰头看到天空中灿烂的太阳。从前王道荒废，周朝失去了王权，诸侯争霸，列国角逐，七雄相争，分裂中原，龙争虎斗。游说之徒，奔走游说，并起而救之，其余像疾风一样追随诸侯，而显赫一时的人，更是不可胜数。在那个时候，各逞其能，铅刀都能发挥作用，因此鲁仲连发一箭而破敌，受千金而辞谢，虞卿一转眼便抛弃相位。那种随口唱出的歌曲，悦耳的声音，用乐律的标准来衡量，却是淫邪轻佻，不堪入耳的，并不是《韶》、《夏》一样的音乐；那种顺应形势合于时变，偶然契合时机，但到社会风气改变之后，便抵触而不通的道术，不是君子的原则。至于合纵之人纠合众国，连横之徒拆散联盟，逃亡他国夸夸其谈，流狼异邦振振有词，商鞅身怀帝道王道和霸道去投奔秦孝公，李斯高谈时务来取悦秦始皇，他们都是趁着有利的时机，遭逢动乱的局势，依靠侥幸利用邪术来求一时之富贵，早晨茂盛，傍晚便凋零，富贵尚未看上一眼，灾祸就已临头，歹徒还因此白悔，更何况是正人君子呢，又岂能利用这些办法？并且功业不可以凭虚伪建成，名声不可以靠诈伪树立，韩非巧设辩辞而讨好君主，吕不韦施行诈术以金钱购得权力。《说难》等篇章写成了，韩非也被囚禁；秦即位之后，吕不韦的家族也被诛灭。因此孔子张扬富贵如浮云的志气，孟轲修养至大至刚的正气，他们难道是乐于为迂阔的言论吗？而是因为正道是不可以怀疑的。如今大汉肃清天下，除去危险平服四方。强化国纪，弘扬皇纲，基业比伏羲、神农还深厚，规模比黄帝、唐尧还广大；大汉统治天下，它普照百姓如阳光，监视人民如神灵，宽容黎民似大海，养育苍生像春天。所以普天之下，没有不同源共流，沐浴在广博深远的德泽之中，享受太平幸福，如枝附于树，叶着于枝，好比是草木生长于山林，鸟鱼生活于山川I河泽之中，适应气候就繁殖，不合季节就零落，效法天地而普施化育，难道是人力的厚彼薄此吗？现在你生活在太平盛世却谈论战国的事情，被传闻迷惑而怀疑眼见的事实，想以土丘的标准去度泰山，想以细流的深度去测量深渊，也是不合道理的。”

宾客说：“商鞅、李斯那些人，是周末乱世的恶人，关于他们的命运我已经知道了。冒昧地问一下，上古的士人，那些处世行道，辅世成名，为后人所称道的，是默默地终其一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