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在颛顼统治时期，命南正重掌管天文，命火正黎掌管地理。唐尧虞舜统治时期，继续命重和黎的后代掌管天文和地理，一直到夏朝和商朝，所以姓重的姓黎的世代掌管天文地理。在西周时，封为程伯的休甫是他们的后代。到了周宣王的时候，他们失去了主管天文地理的官职，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代主管周朝的历史。在周惠王和周襄王之际，司马氏到了晋国。晋国的中军元帅随会逃奔到魏国，司马氏也随之来到了少梁。

自从司马氏家族离周到晋国后，他们就分散开来，有的在卫国，有的在赵国，有的在秦国。在卫国的，后来作了中山国的相。在赵国的，由于传播有关剑术的理论而声名显赫，蒯聩就是他们的后代。在秦国的司马错，曾舆张仪争论伐蜀的事，秦惠王采纳了他的建议，让他率兵伐蜀。他取得胜利并被任命为蜀郡守。司马错的孙子司马蕲是武安君白起的部下。这时的少梁改名为夏阳。司马蕲舆武安君白起在长平坑杀趟国的军队，回到秦国后，他与白起都被秦王赐死于杜邮，葬在华池。司马蕲之孙名司马昌，在秦国任铁官。在秦始皇时，蒯聩的玄孙司马印是武信君的将领，领兵攻占了朝歌。在项羽封十八诸侯时，封司马印为殷王。在汉王刘邦讨伐楚王项羽时，司马印归附了汉，汉王改司马印统治区为河内郡。司马吕生司马毋惮，司马毋惮任汉朝长安的市长。司马毋恽生司马喜，司马喜曾为五大夫，他们死后，都埋葬在高门。司马喜生司马谈，司马谈曾任太史公。

太史公向唐都学习天文学，在杨何处学《周易》，在黄子处学道论。太史公在汉武帝建元至元封年间做官，他忧虑学习先秦各家学说的人，未能了解各家学说的原意，盲目信奉一些荒谬的说法，就论述六家学说的主要精神道：《易大传》说：　“天下人的方向一致，可是想法却多种多样，目标相同，可所走的道路却不相同。”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这些学派都是以治理国家为要务的，但是他们的学说却不同，有省与不省而已。我认为阴阳家的学说，崇尚祥瑞而忌讳繁多，常常使人受到限制而产生许多畏惧，然而它所排列的一年四季的顺序是不能废弃的。儒家学说广博而缺少要领，费力不少而功效不大，因此它所提倡的难以完全照办。然而它所规定的君臣父子之间的礼仪，夫妇长幼之间的区别，是不能改变的。墨家主张节俭却难以遵从，因此墨家主张之事不能全部采用。然而墨家关于加强本业发展和厉行节约的主张则是不可丢弃的。法家的主张严厉苛刻、缺少恩谊。然而他们端正君臣上下的名分这一点是不可改变的。名家过于拘于形式而容易丧失对事物的正确认识，然而它辩证名与实的关系问题则不能不予以认真考虑。道家使人精神合一，行动合乎无形的“道”，使得万物丰足完美。他们的学说，因循了阴阳排列四时的顺序，吸取了儒、墨两家的长处，总取了名、法两家的精华，随着时间来转移，顺着事物而变化，这样来立定常规和处理事务，没有不相适宜的，并且意旨简明而易于掌握，办的事情虽不多，而功效却很大。儒家则不是这样，他们认为君主是天下的表率，凡事君主倡导而臣下应和，君主先行而臣下随从。像这样，则君主劳累而臣下安逸。至于伟大道家理论的精髓，既去掉了刚强和贪欲，又废黜了聪明与智慧。儒家却丢开了这些而任用儒术进行统治。精神用的过分就会枯竭，身体过度劳累就会损坏；精神和身体过早的衰竭，而想与天地共长久，这事还从未听说过。

阴阳学说对于一年四季、八卦方位、十二星次、二十四节气都有各自的规定与禁忌，说顺着这些就会昌盛，违背这些就会灭亡，其实未必如此，所以说“使人受到限制而产生许多畏惧”至于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是大自然运行的规律，若不遵从它就没有可以作为天下法则的。所以说，它所规定的“一年四时的运行顺序是不能丢掉的”

儒家用六艺作为准则，六艺的经传文字以千万计，人们连续几代都不能弄通它的学说，一辈子也不能完全通晓它的礼仪。所以说儒学“广博而缺少要领，费力不少而功效很小”至于儒家序列君臣父子之间的礼仪，夫妇长幼之间的区别，这是各家学说也不能改变的。

墨家也崇尚尧舜，称述尧舜的德行说：“他们住在三尺高的殿堂裹，土筑的台阶有三层，茅草房顶不修剪，柞木屋椽不雕饰；盛饭用陶簋，装汤用瓦盆，吃的是糙米饭，喝的是豆叶汤；夏天穿葛衣，冬日披鹿皮。”他们埋葬死人，用三寸薄的桐木板棺材，哭的声音也不悲哀。教育人民遵循葬礼，一定以此为标准。要使天下都像这样，那么就没有尊贵和卑下的区别了。世道不同，时代变了，事业不必相同，所以说“墨家所倡导的节俭人们却难以遵循”总之，墨家主张强本节用，则是引导家富人足的办法。这是墨家的长处，即使百家也不能丢掉这一点。

法家不分别关系的亲疏，不区分地位的尊卑，一律断之于法。这样就把敬爱亲属、尊长的恩谊断绝了。可以用它作为临时措施，但不能长期施用。因此说法家“严厉苛刻而缺少恩谊”至于法家主张使君王尊贵使臣子卑下，明确职分界限不得相逾越，这是各家学说也不能更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