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知识道义的要旨，则是教育的力量了。至于习惯的养成，则是左右的任务了。北方人和南方人，生下时声音相同，嗜好欲望也没有什么差异，等长大养成习惯了，他们之间的语言经过多次翻译也不能相通，行为习惯有到死也不能互相改变的，那是教育和习惯造成的结果。所以我说选好左右辅佐的人和进行早期教育是最重要的。教育得当而且左右的人品行端正，那么太子就正派丁，太子正派了，天下也就安定了。　《尚书》说：“天子一人有庆幸的事，亿万民众依赖他得好处。”这是当前急于办的事。

大凡人的智慧，能见到的已经是这样，不能见到的也想这样。礼是用在禁止人们的行为将要发生之前，而法律是用在行为已经发生之后，所以法律的功能容易看到，而礼的功效却难知晓。假如庆赏用来劝善，刑罚用来惩恶，先工执掌这样的政权，会坚硬如同金石，推行这样的命令，会得到长久信从，掌握这种方法的人，像天地一样无私，难道还不使用吗？然而说礼之于礼，重要的是杜绝坏事在没有发生以前，而教育放在细微的地方，使老百姓一天天接近善良远离罪恶而自己不知道。孔子说：　“审理诉讼，我同别人一样，一定要使诉讼事件消灭才好!”为国君谋划的人，不如先审定要选择和弃置的东西；取舍的标准定于朝廷，而安危的开始应验在社会上。平安不是一天能够平安的，危险也不是一天就危险了的，都是积蓄以后才逐渐发生的，不可不仔细考察。国君所积蓄的，在取舍方面。用礼义来治理国家的人，积蓄的是礼义；用刑罚来治理国家的，积蓄的是刑罚。刑罚多而老百姓就要埋怨反抗，礼义多而老百姓就会和睦相亲。所以国君希望老百姓从善的想法相同，而使老百姓行善的方法是不同的。有人教导他们德行，有人用法令来逼迫他们。用德行教导他们的，德行被推广而民众和气快乐；用法令来威逼他们的，法令到了极点而民众的风气哀怨。哀乐之感，便是祸福的应证。秦王想尊崇宗庙而安定子孙的想法，与商汤、周武王相同，然而商汤、周武王扩大了他们的德行，六七百年而不失败，秦王治理天下，十多年就大败了。这没有别的缘故，商汤、周武王确定取舍审慎而秦王确定取舍不审慎。天下，是重要的工具。现在人们把器物放在安稳的地方就安稳，放在危险的地方就危险。天下的情况与器物没有什么不同，在于天子怎么放置它。商汤周武王把天下放于仁、义、礼、乐的位置，而恩德广被四方，禽兽、草木茂盛，恩德加于蛮貊四夷，接连子孙几十代，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秦王把天下放在法令刑罚的位置，恩德一点没有，而埋怨仇恨遍布社会，平民百姓憎恨他如仇敌，祸害差一点临身，后来子孙诛死断绝，这是天下人都看到的。这不是很明显的效验吗!有人说：“听人说话，一定要看他的行动，这样他就不敢胡说八道了。”今天有人说礼义不如法令，教化不如刑罚，国君为何不援引商、周、秦朝的事来让他们看呢？

国君的高贵譬如殿堂，群臣譬如台阶，百姓譬如地。所以台阶在九级以上，地基离地面远，那么殿堂就高；台阶没有级，离地面近，殿堂就低下。高的难以攀登，低的易于跨上，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古代圣王制定等级，朝廷有公、卿、大夫、士，地方封国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大小官吏，一直排到平民，等级分明，而天子的地位在最上面，所以他的尊贵是至高无上的。里巷流行的谚语说：“要投掷东西打老鼠却又顾忌损坏器物。”这是很好的比喻。因为老鼠距离器物近，人们尚且害怕损坏器物而不敢打，何况显贵之臣距主上太近了呢!用廉耻节礼治理君子，所以有赐死而没有杀戮侮辱。因此，脸上刺字割掉鼻子的罪行不加到大夫头上，因为他们离主上不远啊。礼规定不能计算拉国君坐的车的马的年龄，踢踩马的草料要受惩罚；看到国君的案桌拐杖就肃立，遇到国君的车马就去到低处，进入正门就小步快走；国君的宠臣即使有人有了过错，杀戮的罪行不加在他身上，这样做是为了尊敬国君。这是为了使皇上预先避开对他不尊敬的事情，而用礼貌来鼓励大臣保持节操。今天自王侯三公这些贵人起，都是天子所要敬重以礼相待的人，就是古代的天子称作伯父、伯舅的人，而对他们与民众同样施用各种刑罚，那么殿堂不是失去台阶了吗？被杀戮侮辱的人不是太迫近天子吗？廉耻不被推行，大臣岂不就会掌握过重的权力，大官不就会有囚徒的无耻之心了吗？望夷宫这件事，秦二世被判处重刑，这是投鼠而不忌器造成的。

我听说，鞋子即使很新也不能放到枕头上，帽子即使破旧也不能用来垫鞋。曾经处在被尊宠地位的人，天子对他以礼相待，官吏民众曾对他表示过敬畏。今天有了过错，皇帝下令废黜爵位可以，罢除官职可以，赐他死可以，灭了他的家族可以；至于把他捆绑起来，牵着押送给司寇，编在徒官的管辖之下，让司寇小吏咒骂和鞭打他，这恐怕是不能让一般民众看到的吧!卑贱的人熟知被尊宠的人一旦有了过错，我也可以同样对待他，遣不是教习天下的办法，也不符合尊尊贵贵的教化。天子曾经敬重过，民众曾经尊崇过，让他死了就死了，卑贱人怎么可以这样折磨侮辱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