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君臣有隔阂，上下不团结，政治谋划不善，所以他们可以机变而狡诈。仁慈的人在上面，就被下面的人所仰慕，就像儿子弟弟卫护父亲兄长，手和足捍卫大脑和眼睛，有什么可与他们相比的呢？邻近的国家远望我们，像亲戚一样喜悦，像椒兰一样芬芳，回头再观望他们的君上，就像看见仇敌眼中冒火。人的性情难道有肯为了他所憎恶的而去攻击他所喜好的吗？因此用桀来攻击桀，还可以投机取巧；以桀去诈骗尧，就像用蛋去碰石头，哪裹还有侥幸的呢！《诗》上说：“武王举着旗帜，虔诚地握着兵器，像火一样猛烈，没有人敢阻止我们。”是说用仁义来安抚人民的，就会无敌于天下。像齐国比赛击剑的技巧，得到一颗 头颅就受到赏金。军事规模小，敌人脆弱，则这种技巧苟且可以使用；军事规模巨大，敌人坚强，就会涣然离散。这是亡国的军队。魏氏用武装的士兵，穿着三层钟甲，操用十二石的箭弩，背着箭矢五十枚，把：戈放在行装上面，戴着头盔携带宝剑，带着三天的粮食，一天之内奔走百里，考试合格就免除他的赋税，给他以田地住宅的实惠。如果这样，那么他们国家土地虽然广阔，税收一 定很少，而人的气力经过几年后就衰弱了。这是危害国家的军队。秦国的人，教养人民很狭隘，役使人民却残酷暴烈。用势力来威胁人民，用穷困去折磨他们，使人民贪求赏赐，用刑罚来引导人民，使他的人民凡对上邀功行赏，不去打仗就没有别的出路。功劳和赏赐相互激增，能够得到五个穿着钟甲的人的首级的可以奴役五家，这是最有效率的，所以能经过四代而拥有天下。然而都是求取赏赐追逐利益的军队，是干庸之辈作买卖的办法，却没有稳定制度保持节操。所以即使土地广阔，军队强大，战战兢兢常怕天下同心协力来共同倾轧自己。至于齐桓公、晋文公的军队可以说达到了一定的境界是有节制的，然而仍未遵照仁义的纲领。所以齐国击刺的方法不能用以抵挡魏国武装的兵士，魏国武装的兵士不能抵挡秦国精锐的士兵，秦国精锐的士兵不可以与齐桓公、晋文公的节制之兵相比较，齐桓公、晋文公的节制之兵不能与商汤、周武王的仁义之师相匹敌。

所以说：　“善于统率军队的人不摆阵法，善于摆阵的人不进行战斗，善于战斗的人不会失败，善于失败的人不会灭亡。”至于说到舜治理百官，任命咎繇为负责司法的官员，告诉他“蛮夷扰乱华夏，是一群劫掠杀人为非作歹的人”，而刑法无所作用，这就是说善于统率军队的人不必布阵。商汤、周武王进行征伐，排列好军队进行战前动员，桀、纣于是被擒，造就是说善于摆阵的人不作战。齐桓公南面征服强大的楚国，使它进贡周室，又北面讨伐山戎，为燕国打先锋，能够存危亡，续断绝，功劳为霸王之最，这是说善于作战的人不失败。楚昭王遭受到阑庐的战祸，国家被灭，国王流亡，百姓来为他送别。楚昭王说：“你们回去吧！何愁没有君主呢？”百姓说：“哪有如此贤明的君主呢！”就一同跟从他。有的人奔走到秦国，号哭着请求帮忙，秦国就为他们派兵。两个国家齐心协力，驱逐走吴国军队，楚昭王返回了楚国，这是说善于失败的人不会灭亡。像秦国凭藉四代的胜利，占据黄河和高山的险要，使用白起、王翦这样的豺狼之辈，举用他们的党徒，获取了六国，吞并了天下。用尽武力和奸诈，军士和人民都不归附，服役的士兵隶徒，又成为敌仇，像狂风一样兴起，像云彩一样聚合，最后共同颠覆了它。这就是最末流的用兵之策。凡军队，是用来使灭亡的国家重新存在，使断绝了的后代重新接续，拯救危乱铲除祸害的。所以伊尹、吕望这样的将领，子孙都有国家，同商朝、周朝共盛衰。到了他们的末代，随便使用狡诈之术，以贪婪残暴为快乐，为争夺城市杀人满城，争夺土地杀人充满原野。孙膑、吴起、商鞅、白起之流，都是自身被诛杀在前，国家灭亡于后。报应的趋势是各自依照类别到来的，他们的下场就是这样。

汉朝建立后，高祖自身有神明威武的禀赋，行为宽厚仁慈，统领英雄豪杰，诛杀秦王、项羽。采用萧何、曹参的文治，使用张良、陈平的计谋，尽情施展陆买、郦生的辩才，彰明叔孙通的礼仪，文武之道相互配合，大方针都已齐全。天下安定后，依照秦国在郡国设置材官，京师有南北二军驻扎。到武帝平定百粤，又在内增设七校，在外有战船，每年每季都加以讲授演习，军备得以治理。到元帝时，按照贡禹的建议，才废除角抵的游戏，但没有端正治理兵军重振军心的方略。

古人曾说：　“天生有金、木、水、火、土五种性质，人类都加以利用，去掉其中一样都不可以，有谁能去掉军队呢？”治家不可废弃鞭打，治国不能废除刑罚，征伐不可能从天下消失；使用起来要分清本末，实行起来要有逆有顺。孔子说：“工匠要把事情办好，一定要先使他的工具锐利。”文德，是帝王锐利的武器；威武，是文德的辅助。礼乐教化影响的程度深，那么武力就能使服从的人多；道德所施用的范围广，那么威信所制服的地方就大。三代强盛，达到了刑止兵息的地步，它们本未有序，这是帝王最极至的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