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合适的就任用。”奏上，没有采纳。起先，帝爱学习，自己作《皇羲篇》五十章，因此诸生会做文章的得到引用。

原来是按经学招来的，后来那些作尺牍及会写鸟篆的，都被引召，增加到数十人。侍中祭酒乐松、贾护，引来很多无操行趋炎附势的人，都待命鸿都门下，喜欢讲一些地方风俗、乡里小事，帝非常高兴，不按平常的次序提拔他们。又商贾小民，为宣陵孝子的几十人，都给以郎中、太子舍人之官。当时常有雷霆疾风，伤树拔木，地震、冰雹、蝗虫为害。又鲜卑侵犯边境，人民为劳役赋税所苦。

六年(177)七月，诏书认错，令群臣各说可行的治理国家大事的措施。蔡邕上密奏，说：“我敬读圣旨，虽周成王遇风灾，问诸史百官，周宣王遭旱灾，勤劳戒惧，都不过如此。我听说老天爷降灾害，是跟着某种现象的发生而来的。阳气屡发，大概是诛杀太多所致。风是老天爷的号令，用以教育人君的。只有正直光明侍奉上帝，就自求多福；好好祭祀祖宗，则鬼神就显灵。国家大事，以祭祀为先，这是天子应当恭恭敬敬亲身作的。我先在宰府，后做祭官，迎祥和之气于五郊，而皇上很少参加，四时致敬，常常委托官吏，虽曾谢罪，终属疏忽缺废，所以皇天不高兴，显现这么多怪异来。《鸿范传》说：‘政治腐败，道德不修，大风就会吹倒房屋，折断树木。’《坤》卦是地道，《易》称‘安贞之吉，应地无疆’。阴气越积越多，本来应当安静的，反而会动起来，法为下叛。权柄不操在上面，冰雹就伤物；政治苛刻暴虐，则虎狼食人；贪利伤害百姓，而蝗虫损害庄稼。去年六月二十八日，太白星与月亮相迫，对兵事不利。鲜卑侵犯边境，自远地来，现在出师征讨，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上违反了天文，下不顺于人事。真正应当看看大家的意见，采纳合适的。我对此不胜激动，谨上宜于施行的七事如下：第一件事：明堂月令。天子按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及季夏之节，居明堂迎祭五帝于郊。为了导引神气，求福丰收。清庙祭祀，孝敬祖先，养老设教，告诉人守礼化俗，这些都是帝王的大业，祖宗恪守奉行的。而有关部门常因蕃国有丧，宫内生育，以及吏卒病死，经常发生禁忌，缺而不行。只看到南郊斋戒祭祀，没有废缺，至于它祀，每有不同的说法，难道南郊卑而它祀尊贵吗？孝元皇帝诏令说‘：礼仪所敬，莫重于祭祀，所以全心全意亲自奉行，是为了表其肃敬之情。’又章帝元和故事，再次申明议修群祀，以祈丰年，前后诏书，用心诚恳。而最近以来，更换太史，忘了礼敬的大事，听任禁忌的书流行，拘信小故，亏废大典。

按《礼》，妻妾生子，斋戒，不入侧室之门，没有废掉祭祀的规定。至于说宫中有死丧的发生，三月不祭，是说普通老百姓只有几间房子，不少人住在一起，不便举行祭祀。难道说宫廷广大，臣妾众多也可以不祭祀吗？从现在起，斋戒祭祀的制度，应该按照以前典章执行，才可以说对灾异的发生，作出了回答。

第二件事：我听说国家将兴，常常听到好的建议。内则可以知道自己的治理情况，外则可以了解老百姓的情绪。所以先帝虽然聪明圣哲，还是广泛征求意见，询问政治之所以得及其所以失的原因。又因为发生灾异，寻访那些隐居不仕的高士，重视贤良、方正、敦朴、有道的选举。直言敢谏，不绝于朝廷。皇上主政以来，连年发生灾异，没有听说下诏征召贤能，真正应当遵循过去一些好的措施，使忠心耿耿之臣，发挥敢想敢说的精神，使《易传》所说‘政悖德隐’的话，不得流行。

第三件事：访求贤能的方法，不只一种。有的人因道德修养好而著名，有的人因直言敢谏而被人称道。近来，朝廷里面的人，没有因忠信受到赏赐的，反而常常因诽谤诬蔑而被杀害。因之群臣闭口，不敢说话。郎中张文，以前一人敢于直谏，皇上采纳，斥责了三司，群臣心悦诚服，平民百姓也高兴。我认为应该提拔张文担任要职，用以奖忠贞之士，向海内宣传，广开贤明政治之路。

第四件事：司隶校尉、各州刺史，它的职责是督察不法，检举坏人，分清是非。幽州刺史杨熹、益州刺史庞芝、凉州刺史刘虔，各有一片奉公守法、痛恶坏人坏事之心，杨熹等检举劾办的，效果最好。其余有的不理不申，有的枉法曲断，都不称职。有的本人就有罪过或错误，与下面所应检举的相同。而法纪败坏，无人揭发，公府台阁也默不作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