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离家外出，躲在崎岖的山路，染受风寒，被坏人利用，被盗贼钻了空子。有的病情加重，直至死去。却不知这是被巫婆所骗，反而后悔敬神太晚了，这就是妖妄特别厉害的情况。有的人把好绸子剪破，写上一些祝辞；有的用花言巧语，求神降福；有的耗费金纟采，裁成方寸小块；有的截断长线，缠在手腕之上；有的裁剪锦绸，缝成长幡。都是无故浪费材料，花去不少功夫，变牢固为虚假，把容易变繁难，吃了好的粮食，虚度大好时光。山林不能被野火烧光，江海不能把漏杯塞满，都是应该禁止的。从前孝文皇帝亲自穿着黑色的缯布，用皮革做鞋和带，生活十分俭朴。可是现在京师的贵戚，衣服饮食，车马住房，奢侈超过侯王，本来太过分了。就是他们的车夫、马夫，奴仆姬妾，都是穿花绸子，高级衣料，葛布贡布，应有尽有。用具服饰有犀角象牙，珍珠、宝石，琥珀玳瑁，文采石山，金银首饰，极尽华丽，互相炫耀。他们嫁女娶媳，车辆绵延数里，红色车衣遮满道路，奴仆们骑马驾车，并排行进。有钱的总想赛过别人，无钱的总觉不如人家，一餐酒席的费用，破费终身的家业。古时必有王命诰封才能穿绸缎、乘车马，现在虽然不能完全恢复古制，也应使老百姓大略按孝文帝时的制度行事才好。古之葬礼，铺上厚厚的柴草，埋在野外，不封土，不种树，丧期也无定数。后代圣人改用棺材，用桐木作棺，用葛纟采封口，下面不沾黄泉，上面不泄露臭气。中世以后，改用楸梓槐柏木屯樗这类的木材，因各地土质，选用不同的胶漆，使它坚固可靠，耐用罢了。现在京师贵戚，必用江南出产的木需梓豫樟等木材，边远地方，争相仿效。

至于木需梓豫樟，产地很远，从高山上砍下，从深谷中运出，经过海河，转向黄河洛水，工匠加工，连年累月，必须许多劳动力才能搬动，许多牛拉才能运走，重所千斤，需万夫，而东到乐狼西达敦煌，费力伤农，经过万里之远。古时只修丰墓，不筑坟堆，中世虽筑坟堆但不垒得很高。孔子的母亲死了，冢高四尺，碰上大雨就垮了，孔子的学生请求把它修复一下，孔子哭着说：“古时候是不修墓的。”后来孔子的儿子伯鲤死了，只有内棺，没有外木郭。汉文帝葬在芷阴，明帝葬在洛南，都不用珠宝殉葬，不堆起山陵，墓虽低下而德行最高。现在京师贵戚，郡豪富之家，父母在世时不怎么孝敬，死后却大办丧事。有的用金缕玉匣殉葬，棺木必用木需梓木便相，埋葬许多珍珠宝贝、偶人车马，造起大坟，广种松柏，还盖有庐舍祠堂，父葬在南城，也不能说曾子不孝。他们认为尊君爱父，不在于花钱越多越好，扬名显亲，也不在乎多用车马作排场。从前晋灵公多征赋税来修饰围墙，《春秋》评他不是好君主，宋华元、乐举厚葬宋文公，君子认为他们不算好臣子。何况一般官吏和士群众，竟敢僭越主上，超过国家规定吗？三、《实贡篇》国有贤臣就兴旺，用了谄谀之臣就衰败；君主有了忠臣就安定，用了佞臣就危险。这是古今的定论，也是大家所公认的道理。然而哀国危君，接连不断，难道当时没有忠信正直的人吗？的确是苦于正道行不通的缘故啊。十步的范围，一定有茂草；十户人家，一定有忠信的人。商朝那么乱还有三位贤人(箕子、微子和比干)，卫国那么小，还有许多君子(蘧瑗、史狗、吏鱼酋、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等)。现在大汉广大的土地上，士民多而富足，朝廷政治清明，上下又能谐和一致，但官中没有好的官，在位的良臣不多。

这难道是这时没有贤人？想必是使用不当吧。那些愿行正道的人用得很少，同流合污的却用得很多，因此，朋党成群，互相营私，背离朴实，趋向华丽。选拔人才时，不重视其实干的本领，衡量其才行，只是虚张声势，乱加溢美之词。粗略估计，每年将近两百人得到提拔。看看他们的履历，个个品德像颜回、冉有，详细考察其才能，很少达到中等人才的标准，都是只务升官、互相推举。选士本应重在才干，不必求全责备。所以孔门四友(颜回、子贡、子师、子由)虽各有长处，但不是每人都很完美。商朝三仁(箕子、微子、比干)同在一朝，但治国的大事并不十分理想。辅助汉高祖得天下的臣子来自亡秦；光武帝用了很多人才，不少是从王莽那里来的。何况太平之时，能说没有人才吗？明君的号令好比声音，忠臣的响应就像回声。声波的长短，声音的大小，轻重快慢，一定要互相呼应。何况治玉要用石头，洗金要用盐水，洗绸子要用鱼，漂白布要用灰。一般事物本来就有用贱的治理贵的，用丑的变为美的。聪明的人能够弃短取长，收到功效。现在选拔人才，一定要严加考核其实绩，有小毛病的，不必勉强掩盖其过失，他们一进一退，一默一语，各有自己的方式，那么萧何、曹参、周勃、韩信这类文臣武将，哪能不会到来；吴、邓、梁、窦等类人才，踮起脚跟就可看到。

孔子说过“：没有好好思量，如果思量了，有什么遥远呢？”四、《爱日篇》国之能成为国，因为有老百姓。民之能成为民，因为能生产谷物。谷物能够丰收，因为有人民在劳动。农业能够建成，因为有时间和劳力。太平国家的日子过得舒适而漫长，所以百姓悠闲而劳力有剩余；混乱国家的日子过得急促而短暂，所以百姓困倦而劳力不足。日子过得舒而长，并不是说太阳走得慢些，而是由于君主英明、百姓安静而劳力有多哩。日子过得短促，不是说历书上的分度减少了，而是上面昏聩、下面紊乱而疲于奔命，总觉劳动不足哩。孔子说过：“人口多了就应使他们富足，已经富足了就应加强教育。”因此，礼义来源于富足，盗贼来自于贫穷；富足来源于时日宽暇，贫穷来源于谋生无日。圣人深深懂得劳力是人民谋生的根本，国家的基础。所以务必减少百姓的差役，使他们爱惜时日，不违农时。因此尧帝命令太阳之神羲和，敬重上天，给百姓充足的时间。汉明帝时，国家曾一度规定用月朔为正的“反支月”不受理百姓的投诉，皇帝听了很感奇怪，便说：“百姓放弃劳动时间，不远万里来朝廷，如果再加限制不许接见，难道是治理国家的本意吗！”于是废除这种不合理的制度。现在含冤的百姓仰望申诉可是官吏们却难见如神，百姓耽搁劳动时间而到官府告状的，路上络绎不绝，不到太阳偏西不得通报，不是高兴的时候不接见。有的连续几天，甚至十天半月，才能见到官吏；有的请求邻里，送粮食才能答话。农时耽误过多，天下难道不受饥饿吗？孔子说“：听官司我和别人差不多。”从他这话看，有中等才能以上的人，就能够评议谁是谁非，乡里亭部小吏，也有会断案的，可是多半出现判断不公，使人受冤枉，这是有缘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