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国家假如放弃权力而任用喜欢空谈的人，那么虽然自身品德好可功绩却少。因为使用《诗》、《书》的空谈游说之士，那么民众就会四处游荡轻视君主；作用那些隐逸之士，那么民众就会疏远君主并且诽谤君主；作用勇士，民众就会争强好胜不重视君主的禁令；手工业者被任用，那么民众就轻浮好动而喜欢迁移；有钱的商人生活安逸而且赢利，那么民众就会依靠他们而议论君主。如果这五种人被国家选用，那田地就会荒芜而军队的战斗力会削弱。喜欢空谈的人的资本在于巧言善辩，隐士的资本在于他的高洁心志，勇士的资本在于勇气，手工业者的资本在于一双巧手，商人的资本在于他自身。所以，这些人以四海为家，资本随身携带，民众把自己谋生的资本看得比生命还重要，而且到了国外都投靠外国挟带借以安身立命的本事归附私门，就是像尧、舜这样的贤明君主也难以将国家治理好。因此商汤和周武王下令禁止这种情况，就能建立功业。圣明的君主不用世上容易得到的东西胜过他们难以拥有的东西，必须用他们难以具备的东西来超过容易获得的东西。如果人们愚昧，那便可以用智慧战胜他们，世上的人有智慧，就可以用力量战胜他们。由于人们愚昧，那么他们就不会吝惜自己的力气而难以有技巧；世人有技巧，就容易有智慧而不愿出力气。古代神农教会人们耕田而成为天下帝王，这是因为人们要学习他的智慧。商汤和周武王创造了强大的军队而征服一天下诸侯，这是因为诸侯们屈服于他们的强力。现在世人多机巧而且民众多放荡，正是仿效商汤和周武王的时候，可是君主们却做神农当年做的事，顺从世俗的禁忌，放弃了法治。所以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大国也混乱，这是因为他们特别认真去做的事情都错误的结果啊！

人的常情：用尺量东西的时候就会取长弃短，用称来称东西的时候就会取重弃轻。衡量个人得失的时候就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英明的君主认真观察这三种情况，那么治理国家的原则就能确立，而民众的才能就可以得到利用了。国家对民众的要求不多，可民众躲避国君约束的办法很多。对内役使民众归属农业，对外让民众专心于作战，所以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多制定禁令，用来限制民众对农战不利才能的发挥，喜欢利用实力来断决民众的欺诈行为。这两个办法普遍使用，那国内的民众就会一心了，同众一心，就会专心务农；专心务农，那么就会淳朴，民众淳朴，就会安心住在家乡而讨厌外出了。所以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让民众将资本寄托到土地里，而很少去托身外国危险之地。民众将资本寄托到土地里就会淳朴，托身外国危险之地就会迷惑。民众在国内朴实，在外国迷惑，所以他们从事农业生产尽力而作战积极。民众努力从事农业生产资本就会增多，作战积极邻国就会危险。民众资本多就不容易带着出逃，邻国危险就不会去投靠。没有资本，投身外国危险之地，就是疯子也不会这么做。所以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观察风俗，确立法规，就能把国家治理好。弄清国家的根本在耕战，就能制定适当的国策。不观察当时的风俗，不考察国家的根本，那么国家法令就是制定了民众也会混乱。政务繁忙而功绩少，这就是我所说的过失啊。

刑罚是禁止奸邪的工具。赏赐是辅助刑罚的工具。羞耻、侮辱、疲劳、痛苦是人民憎恶的对象。显贵、光荣、安逸、快乐是人民追求的对象。如果国家的刑罚不是可以憎恶的东西，官爵、俸禄不是值得追求的东西，这就是亡国的预兆了。如果该受刑罚的人隐藏漏网，那么百姓就邪僻游荡，不以刑罚为苦，对于君上存着侥幸的心理，而去追求私利。如果显贵、光荣不出于一个门路，那么官吏就要追求势力、巧取名誉。百姓不怕犯法，刑罚就要频繁；官吏不执行法令，刑罚就要错乱。刑罚频繁而又错乱，国家的奸人就会多起来。这样，富人就不能保有他们的财产，穷人就不得从事他们的职业，土地就因而荒废，国家就因而贫穷。土地荒废，人民就要诈骗。国家贫穷，国君就缺少财物进行赏赐。所以圣人治国，受过刑的人在社会上没有地位，犯过罪的人在朝廷上没有官做。如果受过刑的人还有地位，官吏就会看不起自己的地位。如果犯过罪的人还穿着锦衣，吃着肉，百姓就会贪图非分的利益。官吏看不起自己的职位，就会以自己有功为可耻。百姓贪图非分的利益，就会夸示自己的奸巧。本来，刑罚是禁止人们作奸的工具。官爵是鼓励人们立功的工具。现在国家设置官爵，而人们认为可耻；制定刑罚，而人们认为可乐。这就是法度和方法上有错误了。因此，国君必须掌握大权，统一政策，而制定方法。设置官吏，授予爵位，要轻重相当。任用群臣，要讨论劳绩，根据功勋。这样，衡量上级下级的秤就会平衡了。衡量上级下级的秤平衡了，臣民就能用尽他们的力量，国君也就能掌握自己的权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