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写作的道理，是和时代一起演变的；时代像风一样在上边刮着，文学就像波狼一样在下边跟着震动。到春秋以后，列国群雄互相争战；儒家经典不被重视，诸子百家风起云涌地出现了。这时韩、魏诸国以武力为政，燕赵诸国相信权谋；而秦国对于韩非所谓五种害国的蛀虫，商鞅所说六种害国的虱子，都控制得很严格。只有齐、楚两国还颇有文化学术：齐国准备了大公馆，楚国扩大了兰台宫，来款待贤人；孟子到齐国去做贵宾，荀子到楚国去做兰陵令；所以齐国的稷下就传开优良的风气，楚国的兰陵也形成美好的习俗；邹衍以谈天称著，驺奭以文才驰名，屈原的诗篇更可媲美日月，宋玉的文采也美如风云。从文采上看他们美好的言论和著作，简直超过了《诗经》；可见他们光芒四射的幻想，来自这时纵横驰骋的不平凡的风气。

（二）

到了汉代，继秦始皇焚书之后，高祖仍崇尚武事，戏弄儒生，忽视学术。虽然他只草创了礼仪和法制，没来得及讲究《诗经》和《尚书》，但还能写出《大风歌》和《鸿鹄歌》，可以说是上天赋予的杰作。到了惠帝、文帝和景帝时期，对经学的研究虽已兴起，但不重视作家，如贾谊、邹阳、枚乘等重要作家都压抑在低级官位上，也就可见一斑了。到武帝时，很尊崇儒学来润饰大业；礼制和音乐都发出光彩，文学创作也活跃起来：汉武帝在柏梁台上欢宴群臣而赋诗，在黄河岸上作关怀百姓的《瓠子歌》；用蒲轮的车子去邀请枚乘，用盛筵款待主父偃；提拔对策好的公孙弘，称赏善于草拟奏文的倪宽；砍柴为生的朱买臣做了会稽太守，曾经洗涤酒器的司马相如也成了中郎将。此外，如司马迁、吾丘寿王、严助、终军、枚皋等人，口头上既善于应对，写作方面也很丰富；他们遗留下来的成绩，谁也比不上。以后昭帝和宣帝，都继承了武帝的功业；使学者们活跃在石渠阁中，有空还聚会写作；因而集合了不少辞赋的能手，创造了文辞华美而又能启发人的作品；于是王褒等人，都有了官做。从元帝到成帝，很注意古书，也重视高明的议论，打开了金马门来搜罗人材。这时扬雄努力写赋，刘向整理经典，都是很好的了。从汉代开国到成帝、哀帝，虽然超过了一百年，作家也有了很多变化，但大概的趋势，都是学习《楚辞》；屈原的影响，显然是存在的。

（三）

从哀帝、平帝政治衰败以后，光武帝重建东汉王朝；他只惦记着谁能得天下的预言，却不关心文学艺术。但是杜笃因诔文做得好就减免刑罚，班彪因起草奏文被赏识而做了县令；可见光武帝虽然没有广泛搜罗文士，但也没有完全不理会。到明帝、章帝两朝，较为尊崇儒学；在辟雍里学习古礼，在白虎观研究经学。这时班固撰述国史，贾逵作《神雀颂》，刘苍写了不少好文章，刘辅也著了《五经论》。天子与藩王的典范，就发出相互辉映的光彩了。从安帝、和帝以后，直到顺帝、桓帝时期，则有班固、傅毅、崔骃、崔瑗、崔寔、王延寿、马融、张衡、蔡邕等大量作家。此外，还有不少大儒，他们都颇有才华，其中文章做得好的，就不必一一列举了。不过东汉作家走的道路和以前不同，他们在文采和思想内容上，是依据儒家的经典；这就因为他们有政治经验，又不断讲述经学，所以渐渐接受了儒家的影响。后来灵帝喜爱文学，曾著《皇羲篇》一书，并召集文士到鸿都门写作。可是乐松等人，却引来一些不学无术之辈；所以杨赐称之为“驩兜”一类的坏人，而蔡邕则比之于弄臣。他们的文风和作品，是没有什么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