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写战争，必须懂得军事；讲种田，首先要通晓农业；议断案，务须精通法律。然后突出其重大意义，运用公允严正的文辞。议奏文以明辨简洁为能，不以繁富的采饰为巧；论事以明白核实为美，不以深幽隐晦为奇：这就是议奏文的基本要领了。如果不通晓国家政治，而随意搬弄文墨，东拉西扯地构成文辞，牵强附会地凑成小巧，这种徒然施展华丽的文章，固然要被事实所抛弃；即使讲出一些道理，也被大量的文采所淹没了。从前秦穆公的女儿嫁给晋国的公子，随从大批服饰艳丽的陪嫁女，晋国人便重视陪嫁人而轻视秦穆公之女；楚国有人卖珠给郑国，用熏了桂香、装饰了玫瑰的精制匣子，郑国人只买盛珠的匣子而把珠退回。如果文饰淹没了所讲的道理，形式胜过了所表达的内容，那末，秦人嫁女、楚人卖珠的故事，便又出现在今天了。

（三）

又一种叫做“对策”，是应帝王的诏命而陈述政事的；一种叫做“射策”，是就自己探取的试题而呈献意见的。对答中旨，说理准确，就像对着箭靶以射中目的。所以“对策”、“射策”虽是两个不同的名称，但都是奏议的体制之一。古代学成的人，是通过口头上考核入官。到西汉文帝中期，选任官吏才开始有举贤良的制度；晁错的《举贤良文学对策》，是当时高中的优秀作品。到汉武帝时期，策士制度大放光明，广泛搜求杰出人才。参加对策的人，第一名提升任用；参加射策的人，考入甲科者授官：这的确是选拔贤才的重要方法。读晁错的《贤良文学对策》，引用古今事理为证验，措辞简洁，用事贯通而丰富，他的试策名列前茅，事实证明他确是写得不错的。董仲舒的《举贤良对策》，根据《春秋》的道理，本于阴阳之气的变化，考察历代的发展变化，写得虽多却不混乱，就因为作者深明事理。公孙弘的《举贤良对策》，简略而不够广博，但能抓住要点来运用文辞，论事确切而情意明显；因此，主考官列为下第，汉武帝却提升为第一名。杜钦的《白虎殿对策》，虽然简略却有专指；他的文辞是为治世而发，不是为做文章而写。其后，东汉的鲁丕，文辞朴素，以博雅入选，独中高第。以上五家，都是前代最显著的典范。魏晋以后的对策，逐渐追求文采华丽，用华丽之文来对待具体的政事，已有很大缺陷了，何况像晋元帝时的应试者，即使到场，也称病不敢对答。这时就虽想求得对策之文，却不可能了。所以，汉成帝鸿嘉二年，正当博士举行饮酒礼的时候，一群野鸡飞集于堂上；晋成帝咸和六年，正当策试秀才之际，一只獐子跑到堂前：这不是别的怪事，而是有失于选拔人才所出现的不正常现象。

（四）

驳议侧重于辨析事理，各有其不同的见解；对策主要用以正面阐明自己的观点，目的在于发扬光大治国之道。因此，论事要深明政术，说理要切合实际；应参考汉代文武之世的经验来治理当世，而不是不切实际的高谈阔论；要能随机应变以拯救世事，而非刻薄的欺人之谈；要如广阔的风而吹送得遥远，像充满的水却不外溢：这就是朝廷的美对了。文人应具备的才力，真是不易呀！有的熟练治理，却缺乏文才；有的精于文辞，对政事却很生疏；对策所需的人才，确是全面的通才，文质兼备的人，历史上不是很少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