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所谓“移”，就是转变；就是移风易俗，发命令老百姓就随从执行。西汉司相如的《难蜀父老》，文辞明白而比喻广博，已有移和檄的特征。到东汉刘歆写的《移太常博士书》，文辞有力而意义明辨，这是政治方面最早的一篇移文。西晋陆机的《移百官》，言辞简约而叙事明显，这是军事方面一篇重要的移文。所以，檄和移通用于政治和军事两个方面。在军事上，对反对派用檄，对顺从的人则用移。用移文来淘洗老百姓的思想，使上下牢固一致。移和檄的意思和运用虽然稍有不同，但制和基本意义是大致相同的；移文的情况和上述檄文错综相近，所以就不再重复论述了。

王西征大戎时，祭公谋父提：“古代有威严地谴责敌人的训令，有诰诫对方的文告。”这就是檄文的源了。到秋时期的征伐，因为是诸侯发起的，恐怕对方不服，所以兵必须有一定的名义，用以振奋自己的威风，揭发对方的昏；这也就是刘献公所说的：“一方面用文辞告诫对方，一方面用武力迫对方。”秋时齐桓公征讨楚国，就首先责问了楚国不贡茅草等罪过；晋厉公讨伐秦国，曾斥责秦国侵挠焚烧晋国箕、郜等地的罪行；齐国的仲，晋国的吕相，在齐晋两国兵之前向敌国的指责，仔细研究它的意义，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檄文了。到了战国时期，才正式称这文辞为“檄”所谓“檄”，就是明白，就是把问题宣扬揭示来，使之明明白白。张仪的《为文檄告楚相》，是一尺二寸长的简书，因为是明白昭著的文字，所以有的称为“布”，用以扩大视听。兵是平的重大事件，任何个人都不敢自作主张。即使皇帝亲自征，也要说，他是“恭敬地执行上天的惩罚”；诸侯用兵，就说他是敬奉帝王之命来行诛伐。所以，古代帝王遣将征时，不仅亲自推车送，还要授给将领理都城之外的军事大权。奉持正直之辞去讨伐敌人，不仅要使自己的行动果敢毅，并且要用有力的檄文，形成大的威力：使讨敌的声威如暴风袭击，气势如彗星横扫；振奋全军将士的威怒，聚集于讨伐的罪人；说明敌人的罪恶已到了必须惩罚的时候，显示敌人恶贯满盈的气数；用以动摇作恶者的胆量，稳定顺服者的决心；使敌人的百尺战车，被咫尺檄文摧毁，万丈城墙，被一纸檄文推倒。东汉隗嚣的《移檄告郡国》，列举王莽“逆天”、“逆地”、“逆人”三大罪状。它的文字不加雕饰，但用辞确切，事理明显，这说明隗嚣门下的文士，已掌握檄文的基本制了。汉未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写得理直气壮。虽然其中骂曹嵩是宦官的养等，对其隐密揭过分；说曹设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从事的挖坟盗墓活动，有诬过其实，但能以抗直的文辞写其罪过，他的揭就十分明白了。陈琳敢于对着曹的锋芒，幸而后来竟免于被曹当袁绍的党羽而杀掉。魏国钟会的《移蜀将吏士民檄》，用历史事实作证验，也讲得很明白。东晋桓温的《檄胡文》，着于敌人的罪恶更为急切。以上这些，都是写得很有力的檄文。

总之，好像三面驱赶禽兽，要把捕网的一面放松；对各罪人的征伐，先要用檄文声讨。檄文要像明镜一样让对方照清其吉凶，像占卜一样向敌人表明其成败。要狠狠打击罪魁祸首，消灭那害人的毒虫。移文确实可以移风易俗，就如草的顺风倒伏。

檄文的主要写作特，或者是表明我方的善兴盛，或者是述说敌方的苛刻残暴；指明天，分析人事，计算弱，衡量权势；引往事以预卜敌方失败的命运，举成例示对方以鉴戒。这样说虽要本于国家的信用，其实要加上用兵的诈谋。用巧诈之辞来宣传自己的意旨，用光明有正大的言辞来宣扬自己的主张。以上几，是所有的檄文都不能违背的。因此，檄文的写作，无论确立意义或运用文辞，都必须有力。上羽的檄文是表示急，就不能把文辞写得过于松缓；敞简板向大众宣传的檄文，就不应把意义写得隐晦不明。必须把事理写得清楚明白，气势旺盛而文辞果断，这就是写檄文的基本要。如果卖曲折之趣，细密之巧，这才能对檄文来说，就没有什么可取了。此外，州郡征召官吏的文书，也叫“檄”，这也是取公开推举的意思。

（二）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