诏策是古代一应用文。它的作者虽是少数，却和广大人民关系重大。正因“王言之大”，影响广，怎样把这文告写好，就为历代帝王和有关文人所注重。篇中所讲“虞重纳言，周贵”，光武帝的“加意书辞”等，都说明了这。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也要把自己起草的文稿请司相如等审阅后才能发；历代更多的帝王文告，则直接由文人起草。这样，诏策文就成为我国古代散文的重要文之一。刘勰对这文行了初步总结，并提不同内容、不同作用的文告，要有不同的特、不同的要求，如有的要“气风雨之”，有的要“笔吐星汉之华”，有的要“辞有秋霜之烈”等；此外，如谓帝王要“言如丝”、“敬慎来叶”、使人信服等，虽讲的比较委婉，却也反复申述，意有可取。本篇对帝王之言的过分尊崇，表现了论者的严重局限；其中对某些诏策的批评或肯定，都主要是从封建王朝的利益着的。

（一）

品的得失；第二段讲各诏策文的不同特。第二分（第三段）简论戒、教、令三。这三可用于君对臣，也可用于臣对民或父对，和帝王专用的诏策有所不同，所以，这分实际上是本篇的附论。

统治着天下的帝王，他的话是神圣的。帝王静坐御前，他的意旨能够满布四海，主要就是通过诏策了。在轩辕黄帝和尧舜的时候，帝王的话都叫“命”“命”的意义，本来是给有功德之臣赐以姓氏；它在夏、商、周时期，还包括像《甘誓》、《汤诰》之类的诰和誓。“誓”是用来教训军旅的“诰”是用来实施政治的。“命”表示来自上天，所以用来授与官爵，赐给姓氏。《周易-姤卦》的《象辞》中曾说：“国君用命令来教训四方臣民。”诰命的作用，就如大风起于大地之间，所有臣民无不随风而动。到了战国时期，就都称为“令”所谓“令”，就是“使”的意思。秦始皇统一六国，又把“命”改称为“制”汉初制走法度，把“命”分为四类：第一类叫“策书”，第二类叫“制书”，第三类叫“诏书”，第四类叫“戒敕”用“敕书”来警戒州、长官，用“诏书”来教训各官吏，用“制书”来发布减免刑罚的命令，用“策书”来封赠王侯。所谓“策”，就是竹简“制”就是截断“诏”就是告诉“敕”就是戒正。《诗经》中曾说“害怕这告急的简书”，《周易》中曾说“君要使礼尊卑有度”，《周礼》中曾讲到“诏告于日月山川之神”，《尚书》中曾讲过“帝王奉正天之命”等，可见策、制、诏、敕，都是据经书中的说法来确立名目。后来重诏而轻命，是沿习秦制而来的。《礼记》里说：帝王的话虽细如丝，一讲来就变成绳；因此对群臣说话必须慎重。虞舜早就重视纳言之臣，周宣王则把纳王命的官吏视如。到了两汉时期，就由尚书来理帝王文诰。帝王的话关系重大，往往要写史书；话一就产生了大作用，好像人的汗一样，来了就不能返回。所以，由于淮南王刘安文才英俊，汉武帝给他的书信，先要请司相如等人审查草稿。由于隗嚣下文士众多，所以，光武帝和他在文辞上的往来特别留意。这不只是为了在当时得到誉，也为了后世的影响而不得不慎重。查考西汉文帝、景帝以前的诏书，大都写得虚浮杂；汉武帝崇尚儒学，诏书就较为弘大刻。如封齐王、燕王和广陵王的策书，文辞和《尚书》中的训、典相同，其刻而正确的劝戒之义，为后代留下了典范。他在批评严助的制诰中，曾讲到严助不愿在朝内官，这正现了汉武帝才的恩典，汉宣帝给太原大守陈遂的玺书，也表现了对故旧的厚意。东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