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管仲说；“您升朝时作揖很恭敬，见到我面有愧色，我因此知道的。”桓公说：“好。仲父治理宫外的事情，夫人治理宫内的事情，我知道自己终究不会被诸侯们耻笑了。”桓公用以掩盖自己意图的办法是不说话，现在管子却凭着容貌声音、夫人却凭着走路气质察觉到了。桓公虽然不说话，他的意图就象黑夜点燃烛火一样看得清楚明白。

晋襄公派人去周朝说：“我国君主卧病不起，用龟甲占卜，卜兆说；‘是三涂山山神降下灾祸。’我国君主派我来，希望借条路去向三涂山山神求福。”周天子答应了他，于是升朝，按礼节接待完使者，宾客出去了。苌弘对刘康公说：“向三涂山山神求福，在天子这里受礼遇，这是温和美善的事情，可是宾客却表现出勇武之色，恐怕有别的事情，希望您加以防备。”刘康公就让战车士卒做好戒备等待着。晋国果然先做祭祀的事，趁机派杨子率领十二万士兵跟随着，渡过棘津，袭击聊，阮、粱等蛮人居住的城邑，灭掉了这三国。这就是实际和名称不相符，这种情况是圣人所能明察的，苌弘对此就审察清楚了。所以单凭说的话不足以决断事情，只有懂得说的话的意思才可以决断事情。

离谓

说的话是为了表达意思的。说的话和意思相违背，是凶险的。造成国家混乱的习俗是，流言很多，却不顾事实如何，一些人极力互相诋毁，一些人极力互相吹捧，诋毁的，吹捧的分别结成朋党，众口喧嚣，气势冲天，贤与不肖不能分辨。靠着这些来治理国家，贤明的君主尚且会感到疑惑，更何况不贤明的君主呢？疑惑之人的祸患是，自己不感到疑惑。所以得道之人能在疑惑之中悟出事物的道理，能在昏暗之中看到光明的境界。亡国的君主，自己不感到疑惑，所以就与夏桀、商村、周幽王、周厉王一样了。这样看来，那些遭到灭亡的国家，都是沿着这条路走的了。

郑国很多人把新法令悬挂起来，子产命令不要悬挂法令，邓析就对新法加以修饰。子产命令不要修饰新法，邓析就把新法弄得很偏颇。子产的命令无穷无尽，邓析对付的办法也就无穷无尽。这样一来，可以的与不可以的就无法辨别了。可以的与不可以的无法辨别，却用以施加赏罚，那么赏罚越厉害，混乱就会越厉害。这是治理国家的禁忌。所以，如果善辩但却不符合事理就会奸巧，如果聪明但却不符合事理就会狡诈。狡诈奸巧的人，是先王所惩处的人。事理，是判断是非的根本啊。

清水很大，郑国有个富人淹死了，有个人得到了这人的尸体。富人家里请求赎买尸体，得到尸体的那个人要的钱很多。富人家里把这情况告诉了邓析，邓析说：“你安心等待。那个人一定无处去卖尸体了。”得到尸体的人对此很担忧，把这情况告诉了邓析，邓析又回答说：“你安心等待。这人一定无处再去买尸体了。”那些诋毁忠臣的人，与此很相似。忠臣没有功劳不能得到人民拥护，就拿他们没有功劳不能得到人民拥护诋毁他们，他们有功劳得到人民拥护，就又拿他们有功努得到人民拥护诋毁他们。君主中没有原则的，就无了解这种情况。无法了解这种情况，难道不是很可悲吗？比干、苌弘就是因此而被杀死的，箕子、商容就是因此受到猜疑的，范蠡、伍子胥就是因此而泛舟五湖、流尸干江的，生死，存亡、安危，都由此产生出来了。

子产治理郑国，邓析极力刁难他，跟有狱讼的人约定：学习大的狱讼要送上一伴上衣，学习小的张讼要耍送上短衣下衣。献上上衣短衣下衣以便学习狱讼的人不可胜数。把错的当成对的，把对的当成错的，对的错的没有标准，可以的与不可以的每天都在改变。想让人诉讼胜了就能让人诉讼胜了，想让人获罪就能让人获罪。郑国大乱，人民吵吵嚷嚷。子产对此感到忧虑，于是就杀死了邓析并且陈尸示众，民心才顺服了，是非才确定了，法律才实行了。如今世上的人，大都想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可是却不杀掉邓析之类的人，这就是想把国家冶理好而国家却更加混乱的原因啊。

齐国有个侍奉人的人，所侍奉的人遇难他却不殉死。这人在路上遇到熟人，熟人说：“你果真不殉死吗？”这个人回答说：“是的。凡是侍奉人，都是为了谋利。殉死不利，所以不殉死。”熟人说说；“您选样还可以见人吗？”这个人回答说：“你认为殉死以后倒可以见人吗？”这样的话他多次传述。不为自己的君主上司殉死，是非常不义的，可是这个人还振振有词。凭言辞不足以决断事情，是很清楚的了。

言辞是思想的外在表现，欣赏外在表现却抛弃思想，这是胡涂的。所以古人懂得了人的思想就用不着听他的言语了。听别人讲话是要通过其言语观察其思想。听别人讲话却不了解他的思想，那样的言语就与乖戾之言没有区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