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牛尚且可以作为人们发难的先导，更何况以人为先导呢？

饥饿的马充满了马棚，默然无声，是因为它们没有见到草，饥饿的狗充满了狗窝，默然无声，是因为它们没有见到骨头。如果见到骨头和草，那幺它们就会争枪，不能制止住。混乱世道的人民，默然无声，是因为他们没有见到贤人。如果见到贤人，那么他们就会去归附，不能制止住。他们去归附贤人，难道不是身心都归附吗？齐泯王困为僭称东帝而被天下诸侯弄得困窘不堪，因而被鲁国夺取了徐州。赵肃侯因修建寝陵扰民，人民都不亲附他，因而被卫国夺取了茧氏。凭着鲁国，卫国那样的小国，却都能从大国那里占到便宜，是因为遇到了恰当时机。所以贤明的君主和杰出的人士想为百姓忧虑的，遇到混乱的世道。正是合适的时机。上天不会给人两次机会，时机不会长期停留，人的才能不会在做事时两方面都同时达到精巧，事情的成功在于适逢其时。

义赏

春气到来草木就生长，秋气到来草木就凋零。生长与凋零，是节气支配的，不是它们自然而然会这样的。所以支配者一出现，万物没有不随之变化的，支配者不出现，万物没有可以发生变化的。古人能够审察支配者的情况，所以万物没有不能被自己利用的。

赏罚的权力，这是由君主所掌握的。施加赏罚符合道义，那么忠诚守信相亲相爱的原则就会彰明。彰明长久而且日益增加，人们就象出于本性一样信守它，这就叫做教化成功。教化成功了，那么即使有厚赏严刑也不能禁止人们去实行。所以善于进行教化的人，根据道义施行赏罚，因而教化能够成功。教化成功了，即使施行赏罚也不能禁止人们去实行。施行赏罚不恰当也是这样。奸诈虚伪贼乱贪暴的原别兴起，长期兴起而且不能平息，人们就象出于本性一样照此去做，这就跟戎夷胡貉巴越等族的人一样了，即使有厚赏严刑也不能禁止人们这样做。郢人用两块夹板筑土墙，吴起改变了这种方法因而遭到怨恨。氐族羌族的人，他们被俘虏以后，不担心被捆绑，却担心死后不能被焚烧。这些都是由于邪曲造成的。再说，邪曲形成了，就会对人民有害处。用赏罚改变这种情况，人民就会感到安乐。所以施加赏罚，不可不慎重啊。

从前晋文公要跟楚国人在城濮作战，召来咎犯问他说：“楚国兵多，我国兵少，怎样做才可以取胜？”咎犯回答说。“我听说礼仪繁杂的君主，对于礼仪的盛大从不感到满足，作战频繁的君主，对于诡诈之术从不感到满足。您只对楚国实行诈术就行了。”文公把咎犯的话告诉了雍季，雍季说：“把池塘弄干了来捕鱼，怎能不获得鱼？可是第二年就没有鱼了，把沼泽地烧光了来打猎，怎能不获得野兽？可是第二年就没有野兽了。诈骗的方法，虽说现在可以苟且得利，以后就不能再得利了，达不是长久之计。”文公采纳了咎犯的意见，因而在城濮打败了楚国人。回国以后行赏，雍季居首位。文公身边的入劝谏说：“城濮之战的胜利，是由于采用了咎犯的谋略。您采纳了他的意见，可是行赏却把他放在后边，这或许不可以吧！”文公说：“雍季的话，对百世有利，咎犯的话，只是顾及一时。哪有把只顾及一时的敞在对百世有利的前面的道理呢？”孔子听到这件事以后，说：“遇到危难用诈术，足以打败敌人；回国以后尊崇贤人，足以报答恩德。文公虽然不能坚持到底，却足以成就霸业了。”赏赐重人民就羡慕，人民羡慕就能成功。靠诈术成功，即便成功了，最终也必定毁坏，即便胜利了，最终也必定失败。普天下取得过胜利的人很多，可是成就霸业的才五个。文公作为其中的一个，知道胜利是如何取得的。取得了胜利如果不知这胜利是如何取得的，那就跟没有取得胜利一样。秦国战胜了戎，但却在淆打了败仗，楚国战胜了中原国家，但却在柏举打了败仗。周武王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打了一次胜仗就称王于天下了。各种诈术充满国家，国家不可能安定，祸患不只是来自国外啊！

赵襄子从晋用的围困中出来以后，赏赐五个有功劳的人，高赦为首。张孟谈说：“晋阳之事，高赦没有大功，赏赐时却以他为首，这是为什么呢？”襄子说“我的国家社稷遇到危险，我自身陷于忧困之中，跟我交往而不失君臣之礼的，只有高教。我因此把他放在最前边。”孔于听到这件事以后，说；“襄于可以说是善子赏赐了。赏赐了一个人，天下那些当臣子的就没人敢于失礼了。”赵襄早用这种办法治理军队，军队就不敢轻慢。他向北灭掉代国，向东威逼齐国，让张孟谈越出城墙暗中去跟魏桓、韩康约定日期共同攻打智怕，胜利以后砍下智伯的头作为酒器，终于奠定了三家分晋的局面，难道不是施行赏罚恰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