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才逃到赵国。我背着不忠的罪名，所以也不敢为此辩解。大王派使者来列举我的罪过，我担心大王不能明察先王任用护我的理由，并且也不明白我之所以事奉先王的心情，所以才斗胆写封信来回答您。我听说贤惠圣明的君主，不把爵禄任意送给自己亲近的人，而是赐给功劳大的人；不把官职随便授给自己喜的人，而是让称职的人。所以，考察才能再授以相应的官职，这才是能够建功立业的君主；能够衡量一个人的德行再结朋友，这才是能显扬名的人。我用所学的知识观察，先王举安置人才，有超越当代君主的襟，所以我借着为魏王使的机会，才能亲自到燕国接受考察。先王过地抬举我，在宾客之中把我选来，安排的官职在群臣之上，不与宗室大臣商量，就任命我为亚卿。我自以为接受命令秉承教导，可以有幸不受罚，所以就接受了任命而没有推辞。

先王命令我说：‘我和齐国有仇大恨，顾不得国力弱小，也要向齐国报仇。’我回答说：‘齐国有先代称霸的遗教，并且留下来几次大胜的功业。于用兵，熟习攻守。大王若想攻打齐国，就一定要联合天下的诸侯共同对付它。要联合天下诸侯来对付齐国，最捷便的就是先和赵国结。再说，齐国占有的淮北和宋国故地，是楚国和魏国想要得到的。赵国如果答应，再联合楚魏和被齐占领的宋国共同动兵力，四国联合攻齐，就一定可以大败齐国。’先王说：‘好。’于是亲授命，准备好符节，让我使到南边的赵国。待我回国复命以后，各国随即起兵攻齐。靠着上天的保佑和先王的明，河北之地全数被先王所占有。我们驻守在济边上的军队，奉命击齐军，获得全胜。我们以轻便锐的队又长驱直人齐都，齐闵王怆惶逃到莒地，才得以免于一死。齐国的珠玉财宝，车铠甲、珍贵，全收燕国的府库，齐国制定乐律的大钟被陈放在元英殿，燕国的大鼎又回到了历室，齐国的各宝摆设在宁台里，燕都蓟丘的植移在汶的竹田里。从秋五霸以来，没有一个人的功业能赶得上先王。先王认为满足了心愿，也认为我没有辜负使命，因此划分一块土地封赏我，使我的地位能够比得上小国的诸侯。我没才能，但自认为奉守命令秉承教诲，就可以万幸无罪了，所以接受了封赏而毫不推辞。

“贤圣之君，不以禄私其亲，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随其，能当者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论行而结者，立名之士也。”政者，正也。在任用赏罚时，一定要不徇私情、依照功过才为标准行。乐毅结合自己的经历，阐明了这个千古适用的政界、商界公理，对新主燕惠王听信谗言、用人不当提了委婉的批评。无论是才还是忠心，乐毅都堪称一代名将。

我听说，善于开创的不一定善于完成，有好的开端未必有好的结局。从前，伍胥的计谋被吴王阖闾采用，所以吴王的足迹能远踏楚国郢都。相反，吴王夫差对伍胥的意见不以为然，赐死伍胥，装在袋里，投江中。可见吴王夫差始终不明白贤人的主张对吴国建立功业的重要，所以把伍胥沉人江中也不后悔。伍胥不能及早预见自己和君主的度量不同，所以即使被投大江里也不能改变诚挚的初衷。能免遭杀戮，保全功名，以此彰明先王的业绩，这是我的上策。自遭受诋毁侮辱，因而毁坏先王的名声，这是我最害怕的事情。面对不可估量的大罪，还企图和赵国图谋燕国以求取私利，从义上讲，这是我所不能的。我听说，古代的君在情断绝时也不说对方的坏话；忠臣离开本国时，也不为自己的名节辩白。我虽不才，也曾多次接受有德之人的教诲，我担心大王听信左右的话，而不察我这个被疏远人的行为。所以才斗胆以书信作答，只请大王您三思。”

历史上的功臣，得其善终者并不多。“功震主”“兔死狗烹”，所谓名满天下，谤也随之。嫉妒者、仇恨者、不满者遍布朝野。尤其是新主登基，既不知昔日的艰难，又听信谗言与诽谤，故而诛杀功臣的特别多。如南北朝的傅亮、徐羡之，清朝的鳌拜等老臣就被新主诛杀。曾国藩当年就取这历史教训，在裁撤湘军时暗存锐，作到了英雄不自剪羽翼，如此就使自己没有随帝王的更替而轻易削弱。

评析

“我听说贤明的君王，功业建立后就不能半途而废，因而才能名垂青史；有先见之明的人，获得名誉后就不可毁弃，因而才能被后人所称颂。像先王那样报仇雪恨，征服了拥有万辆车的国，收取它们八百年的积蓄。等到离开人世，先王仍不忘发布旨令，向后代宣示遗嘱。执政事的大臣，凭着先王的旨义并照法令，谨慎对待王族孙，施恩于平民百姓，这些都可以成为后世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