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谷。冬十一月，太常潘。。平定武陵少数民族，战事结束，还军武昌。孙权下诏恢复曲阿县为云阳县，丹徒县为武进县。庐陵贼寇李桓、罗厉等起兵叛乱。

嘉禾四年(235)夏，孙权派吕岱领兵讨伐李桓等。秋七月，有冰雹。魏国派遣使节请求以马换珠玑、翡翠、玳瑁，孙权说：“这些东西都于我无所用，却可用来换马，这种交换何乐而不为呢？”

嘉禾五年(236)春，东吴铸造大钱，一枚当小钱五百。孙权下诏要全国官民交铜，按铜数量付钱。设立禁止私铸铜钱的法律。二月，武昌传言甘露降落在礼宾殿。辅吴将军张昭去世。吴国中郎将吾粲俘获李桓，将军唐咨俘获罗厉等。自去年十月不下雨，一直到今年夏。冬十月，彗星出现在东方。鄱阳贼寇彭旦等作乱。

嘉禾六年(237)春正月，孙权下诏：“守丧三年，是天下通行制度，也是人的情感极为哀痛的表示；贤者则舍弃个人哀情，来服从国家大礼，不肖者则尽力去表示个人哀情。天下太平圣道通泰，上下相安，君子不去剥夺人之常情，故此三年丧期不去打扰守孝者的家门。至于国有大事，则要减少丧礼服从国事，戴孝也要出来处理国家事务。所以圣人制定法令，有礼制而不按时宜变通则无法施行，遭遇丧事而不奔丧并非古礼，但应顺从事宜，以国家大义为先而割舍私人哀情。以前特地设置律例，官吏在职者遇上丧事，必须交待好职事手续，而明知故犯，虽说随时治罪，但公务还是被荒废。现在正值国家多事之秋，凡在职官吏，应当各尽臣节，先公后私，而不要呆板地遵循旧礼，这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朝廷内外的官员们，请重新商议此事，务必使这方面的法令合情合理，详细地制定出适中的条例。”顾谭建议，指出“为奔丧订立法令，轻了则不能禁止孝子奔丧的哀情，重了则本来离职奔丧不为罪，虽然增设严刑，但违背规定夺情必定很少。如果偶有违法之人，加重对他的刑罚，则对于私情来说于心不忍，减轻对他的刑罚，则法令弃废不得施行。我认为官员在远地任职，如有丧事而不通知，他一定不会知道，在选派接替他的职任人选期间，如果谁将消息传递他，则一定处以死罪，这样官吏没有擅离职守的负担，孝子也不会犯严重之罪”将军胡综建议，指出“丧事之礼，虽有典章法度，如不顺从时宜，必然难以实行。现在正值战争年代，故与平常应有所区别，如官员遇到丧事，明知有科条禁例，却公然触犯，如果只考虑到孝子不去奔丧的耻辱，而不考虑到做臣子触犯禁律之罪，这就是由于条例禁令太轻所造成。为臣之人，以忠义为国，以孝道立家，忠孝岂可两全？故此是忠臣难为孝子。应当制定出法令条例，用死刑来警戒，如果故意触犯者，有罪决不赦免。以死刑来阻止人们犯死罪，处置一人，必然使这种行为绝迹。”丞相顾雍奏请违法奔丧应处以死罪。此后吴县县令孟宗违法奔母丧归家，事后在武昌自己将自己拘禁起来听候处罚。陆逊向孙权说明孟宗的平时作为，并借机为孟宗求情，孙权于是给孟宗减刑一等，并申明下不为例，于是违法奔丧的事绝迹。二月，陆逊讨伐彭旦等，当年，将他们全都击败。冬十月，遣卫将军全琮袭击六安，没有攻克。诸葛恪平定山越叛乱后，率军北往驻扎庐江。

赤乌元年(238)春，东吴铸造一枚可当小钱一千的大钱。夏，吕岱征讨庐陵贼寇，完事后，返还陆口。秋八月，武昌传说有麒麟出现。有关官吏上奏说麒麟是天下太平的征兆，应当改年号。孙权下诏说：“近来红色乌鸦飞集在宫殿前，朕亲眼所见，如果神灵以此表示吉祥，则改年号应以赤乌为元。”群臣奏请说：“古代周武王伐纣，有红色乌鸦征兆吉祥，君臣们看到了它，于是取得天下，圣人在书策上作了最为详尽的记载，认为近来的事已很吉祥，亲眼所见更为明白。”于是更改年号。步夫人去世，追赠为皇后。起初，孙权信任校事吕壹，吕壹本性苛刻残忍，执法严酷。太子孙登屡次进谏，孙权都不采纳，大臣们于是都不敢进言。后来吕壹奸邪的罪行败露被处死，孙权自我批评承认错误，于是派中书郎袁礼代自己向各位大将致歉，借机向大家询问政事应该作些什么样的变革。袁礼回来后，孙权又下诏书责备诸葛瑾、步骘、朱然、吕岱等说：“袁礼回来，说他已与子瑜、子山、义封、定公见过面，并就时事先后征询了大家的意见，但每个人都以自己不负责管理民政事宜为借口，不肯陈述自己的意见，把责任全都推给伯言、承明。伯言、承明见到袁礼，伤心流泪言辞悲切，以至怀有恐惧的心理，内心极不自安。我听到这些以后，十分失望，心里深感奇怪。为什么呢？我想圣人不可能没有过失，只是聪明者能够自己省察而已。人的举止，怎能完全正确适中，自以为是而拒绝他人意见，起因于轻率不自觉，故此各位尚有猜疑责难。否则，怎么会到如此境地呢？自寡人用兵历三十年，服役纳税全部出自百姓。天下尚未平定，敌仇仍然存在，军民十分勤苦，我确实清楚明白。然而过分劳累百姓，这也是实在不得已而已。与各位共事，从少年到壮老，头发都花白了，可说是对各自内心与行为互相间都非常清楚，无论从公从私，都足能相互信任。你们对我尽言直谏，这是我对你们的希望，指出不足弥补过失，这也是我期望你们做到的。从前卫武公年迈志壮，勤恳地寻求辅佐大臣，每每独自叹息自责。况且普通平民相交，也因以情分、志趣相投，分成好合，尚不因处于艰难困苦中而变心。如今你们与我共事，虽说存在君臣的名分，但实际骨肉至亲也不过如此。荣辱喜悲，大家共享，忠诚不隐瞒自己真情，智虑不收藏自己谋略，对事物的是非求得一致，你们难道还能悠闲不顾吗？同舟过渡，谁还跟谁互相推诿呢？齐桓公是诸侯的霸主，管仲对他是有善行无不赞叹，有过错无不规谏，规谏未被采纳，他就进谏不止。如今孤明白自己并没有齐桓公的德行，而你们却谏诤之言不出于口，反在心中存着猜疑与责难。以此看来，我倒比齐桓公好多了，而你们与管仲相比又怎样啊？久不相见，对这类事应觉得可笑。共同建立大业，统一天下，还有谁来担当呢？凡事都应有所变革改进，任何意见我都乐于接受，用来纠正我做得不够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