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迁、太史伯之谈，言兴亡、长短，必依德矣。此略言其本而不语其详。尝试论之曰：命也者，天之授也；德也者，命之本也。皇灵虽骘下人，定于冥兆。然兴亡、长短，以德为准。若德修于曩，则命定于今。然则今之定命，皆曩之

《史记-陈世家》曰：“陈，舜后也。周武王封之陈。太史公云：舜之德，至矣。禅于夏，而后世血者，历三代。及楚灭陈，而田氏得政于齐，卒为建国，百世不绝。”《南越传》云：“越虽蛮夷，其先岂尝有大功德于人哉！何其久也？历数代，尝为君主，勾践一称伯。盖禹之烈也。”又曰：“郑桓公友者，周厉王之少也。幽王以为司徒，问于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吾南之江上，何如？’对曰：‘昔祝为辛火正，其功大矣。而其于周，未有兴者。楚，其后也。周衰，楚必兴，兴非郑之利也。’公曰：‘周衰，何国兴？’对曰：‘齐、秦、晋、楚乎！夫齐，姜姓，伯夷之后也。伯夷佐尧典礼。秦，嬴氏，伯翳之后也。伯翳佐舜，怀柔百。及楚之先，皆尝有功于天下。而武王封叔虞于唐，其地阻险，以此有德。若周衰，并必兴矣。’”

：孙卿、墨翟、尉缭之说，言吉凶祸福在于人矣。周公诫成王曰：“昔殷王中宗，治人祗惧，弗敢荒宁，享国七十年。其在宗，嘉靖殷，至于小大，无时或怨，享国五十九年。其在祖甲，爰知小人之衣，能保惠于庶人，弗侮鳏寡，享国卅有三年。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惟耽乐之从，亦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三、四年。呜呼！嗣王其鉴于兹。”

，不亦宜乎？”

昔梁惠王问尉缭曰：“吾闻黄帝有刑德，可以百战百胜，其有之乎？”尉缭曰：“不然。黄帝所谓刑德者，以刑伐之，以德守之，非世之所谓刑德也。世之所谓刑德者，天官、时日、、向背者也。黄帝者，人事而已矣。何以言之？今有城于此，从其东西攻之，不能取；从其南北攻之，不能取。此四者，岂不得顺时乘利者哉？然不能取者，何也？城池，兵战备，谋而守之。由是观之，天官、时日不若人事也。天官之阵曰：背阵者，为绝军；向阪阵者，为废军。武王之伐纣也，背漳，向山之阪，以万二千击纣之亿有八万，断纣，悬之白旗。纣岂不得天官之阵哉？然而不胜者，何也？人事不得也。黄帝曰：‘先稽己智者，谓之天。’以是观之，人事而已矣。”

《易》曰：“有天焉，有地焉，有人焉。”言其异也；“兼三才而两之。”言其同也。故天地之，有同有异。据其所以异，而责其所以同，斯则惑矣。守其所以同，而求其所以异，则取弊矣。迟速、浅，变化错乎其中，是故参差难得而均也。天、地、人、之理莫不同之。故君尽心焉、尽力焉，以邀命也。

(议曰：孙卿云：“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理则吉，应之以则凶。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而不惑，则天不能祸；背而妄行，则天不能吉。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若星坠、木鸣，天地之变，怪之，可也；畏之，非也。唯人妖，乃可畏也。何者？政险失人，田荒稼恶，籴贵人饥，有死人，夫是之谓人妖也。政令不明，举措不时，本事不理，夫是之谓人妖也。礼义不修，外内无别，男女，父相疑，上下乖离，寇难日至，夫是之谓人妖也。三者错，无安国矣。”其说甚迩，其灾甚惨。《传》曰：“万之妖，书不说。无用之辩，不急之察，弃而不治也。”墨翟曰：“古之圣王，举孝而劝之事亲，尊贤良而劝之为善；发宪令以教诲，明赏罚以助劝。若此则者可使理，而危者可使安矣。若以为不然，昔者桀之所，汤理之；纣之所，武王理之。此世不渝而人不改，上变政而人易教。则安危治，在上之发政也。岂可谓有命哉？”

由是观之，夫陈平、邴吉及袁安之后，衰与盛乃在先人之德，又不在我之得失矣。虞南曰：“夫释教有布施、持戒、忍辱、、禅定、智惠，与夫仁、义、礼、智、信，亦何殊？故盖以所修为因，其果为报。人修此六行，皆多不全，有一缺焉，果亦随灭。”是以鬷明丑于貌而惠于心。赵壹于才而下于位，罗裒富而无义，原宪贫而有，其不同也，如斯悬绝。兴丧得失，咸必由之。由是言之，夫行己不周则诸福不备，故吉凶祸福不得齐也。故世人有行不轨而富寿者矣，有积仁洁行而凶夭者矣。今下士庸夫，见比之剖心，以为忠贞不足为也；闻偃王之亡国，以为仁义不足法也。不亦过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