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曰：“余闻之董生曰：‘由周衰微，孔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知言之不用，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曰：‘我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切着明也。’夫《秋》，上明三王之，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代，补弊起废，王之大者也。拨代，反之正，莫近于《秋》。《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也。”

(司谈曰：“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叙君臣父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夫儒者，以六艺为法，经传以十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常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司谈曰：“家使人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其为术也，因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徙，应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事少而功多。夫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之情，不为先，不为后，故能为万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之常；因者，君之纲；君臣并至，使自明也。”)

《汉书》曰：“天人之际，祲有以相，善恶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动乎上。之理，各应其。变则静者动，蔽则明者暗。旱之灾，随类而至。故曰：日蚀、地震皆微盛也。臣者，君之也；者，父之也；妻者，夫之也；夷狄者，中国之也。《秋》日蚀三十六，地震五十二。或夷狄侵中国，或政权在臣下，或妇弃夫，或臣背君父。事虽不同，其类一也。是以明王即位，正五事。五事者：貌、言、视、听、思也。建大中以承天心，则庶征序于下，日月理于上。如人君溺后，般乐游田，五事失于躬，大中之不立，则咎征降而六极至。凡灾异之发，各象过失，以类告人。”

范晔曰：“夫游庠序，服儒衣，所谈者仁义，所传者圣法也。故人识君臣父之纲，家知违邪归正之路。自桓、灵之间，朝纲日陵，国隙屡启，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而刚之臣，息其窥盗之谋；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者，民诵先王之言也，下畏逆顺之势也。至如张温、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声驰四海之表，俯仰顾盼，则大业移矣，犹鞠躬昏主之下，狼狈折礼之命，散成兵就绳约而无悔心者，斯岂非学者之效乎？故先师褒励学者之功，笃矣。”)

家者，盖于史官，历纪成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者之术也。合于尧之克让，《易》之谦谦，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绝去礼乐，兼弃仁义，独任清虚，何以为治？此家之弊也。

觐之礼。哀有哭踊之节，乐有歌舞之容，正人足以副其诚，邪人足以防其失。故婚姻之礼之废，则夫妇之苦，而僻之罪多；乡饮之礼废，则长幼之序，而争斗之狱烦；丧祭之礼废，则骨之恩薄，而背死忘生者众；朝聘之礼废，则君臣之位失，而侵凌之渐起。故孔曰：‘安上治人，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

(司谈曰：“之术大详，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叙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夫、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曰：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忌。夫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之大经，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纪纲。故曰：叙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壶遂曰：“孔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上遇明天，下得守职，夫所论，以何明？”

(壶遂曰：“昔孔何为作《秋》哉？”

属辞比事而不，则于《秋》也。

自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丧而大义乖。战国纵横，真伪分争，诸之言，纷然散矣。

《传》曰：“田猎不宿，饮不享，不节，夺人农时，及有谋，则木不曲直。”又曰：“弃法律，遂功臣，杀太，以妾为妻，则火不炎上。”又曰：“好治室，饰台榭，内，犯亲戚，侮父兄，则稼穑不成。”又曰：“好攻战，轻百姓，饰城郭

儒家者，盖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此其最也。然惑者既失微，而僻者又随时抑扬，违离本，苟以哗众取，此僻儒之患也。

太史公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汉兴以来，至明天，受命于穆清，泽四极，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之耻也；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掌其官，废明圣，罪莫大焉。余所谓述，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秋》，谬矣。”)

家者，盖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此之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