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大盗的，天下没有这个道理。”

[后汉末年，汉献帝在位的时候，董卓到中央政府做官，在他图谋篡位之前，礼先下士，很会捧敬当时的知名学者如蔡邕等人。撰写《后汉书》的范晔在总结董卓篡权的历史教训时写道：“董卓这人本性野蛮残暴，有如虎狼，碰上汉朝末年政权剥落崩塌的局面，给了他野心得逞的机会，伦理道德被他践踏，纲常制度被他破坏，毁坏分裂了中央政权。象董卓这样开人胸膛，剁人手足，残酷得吃人不吐骨头的人，就是杀尽了天下人都不会称心。但是就是这样坏透了的人，对于知名度高的文人学者，还懂得故意表演礼先下土那一套，以便慢慢地、一点一滴地侵凌篡夺东汉政权，所以不要看董卓粗鲁残暴，杀人如麻，他很懂盗窃之道，很懂怎样去偷盗别人的东西。”

从董卓这类人对有文化学识的人都知道笼络利用看来，仁义礼智信这些原则，好人要想成功，需要用来做依据；坏人要想成功，也不能违反这些原则。可是天下到底好人少，坏人多，所以好人用这些原则做好事，给天下众生带来的利益少，坏人用这些原则做坏事，给天下众生带来的灾祸就多了。

这就是仁义的反作用。

我们再举例来讨论这个问题。

[从前孔子的学生子路去邵这个地方做行政长官，当时鲁国的政权掌握在季家手里，季氏想在五个月内开通一条运河。这对老百姓来说，太苛刻了。

而这条运河正好在子路管辖的行政区内，为了鼓励民工干活，子路就掏自己的腰包，还把家里的粮食弄来做饭给大家吃，以补工程费用的不足。孔子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派子贡去，把子路做好的饭倒掉，把锅灶、饭碗毁掉。

子路大发脾气，跑回去找孔子吵架：“你天天教导我们做好人好事，教我们行仁义，现在我这样做了，你又叫子贡来捣乱，是不是嫉妒我们呀？”孔子说：“子路，你好胡涂啊中国的文化伦理是什么你知不知道？当皇帝的人说他们爱普天下的老百姓，是因为他们把天下当作是自己的；当诸侯的说他们爱境内的老百姓，是因为他们把自己所管辖的领地当作是自己的；当了大夫的，只管自己职责范围以内的事；普通老百姓，只爱自己的妻子儿女。如果超过了各自的范围干预别人的事，虽然你一片好心，也不得好报，因为你侵犯了别人的权力。”

汉武帝的时候，封在河间的献王刘德到长安朝见汉武帝，穿着打扮、言谈举止、进退起居都很规矩，很得体，很有礼貌。汉武帝看到以后，场面上装出赞许的样子，内心却很不高兴，于是对献王说：“汤武当年起来闹革命，根据地不过才七十里大，文王也不过是以方圆百里的地方打的天下。你现在管的地方，比他们造反时的领地大多了。好好干吧！”

献王听了这几句话，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回去以后，沉缅酒色，一天到晚喝的烂醉如泥，表示胸无大志，以此告诉汉武帝：这一下你总该放心了吧？

我不过是个酒色之徒，哪能跟汤武、文王相比？

由子路和献王这两个故事看来，要行仁义、表爱心，普遍地帮助别人，爱部下，爱集体，也要知道自己的本分才行。一旦超越了自己的职权范围，不但行不通，而且会招惹祸患。所以战国时的法家尸佼在他的著作中说：“君臣父子，上下长幼，不论贵贱亲疏，人人都要守本分，这就是理。对别人能恰如其分地表现爱心，就是仁；恰如其分地施舍，就是义；恰如其分地使用自己的思虑计谋，然是智；恰如其分地做事，就是适；恰如其分地说话，就是信。总之，一言一行都要晓得自己的本分，都要适可而止，才可以说是成熟了。”由这个道理看来，前面所说的强盗虽然也讲仁义道德，所谓“盗亦有道”，但在做人的基本原则上，他是错误的，因为他不守本分。]

综上所述，孔孟所标榜的仁义礼乐也罢，法家所提倡的名法刑赏也罢，忠孝贤智这些做人的基本原则，文韬武略、审时度势这些世俗才智的运用，每家的思想，每一种法制，都是天地间的真理，并没有向哪些人隐瞒，向哪些人显露。尽管时代变了，而真理还是代代都存在的，并不是说在三代以前，仁义道德因是圣明时代就自动出来了，到了夏桀、商纣，因是昏乱时代，仁义道德就故意离开了人类社会。问题在于每个时代的领袖人物怎样去运用，用得好就天下大治，用得不好就天下大乱。一治一乱，全在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