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二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我通过读书，发现以前的君王做善事，都身体力行，不知疲倦，他们所任用的大臣，也都很贤德。然而和三皇五帝的时代相比，还是无法企及，为什么呢？”魏徵回答说：“现在少数民族臣服，天下太平无事，的确是自古以来都没有过的盛事。然而，历代的帝王刚刚即位的时候，都励精图治，勤于政务，以尧、舜为楷模，可是等到天下太平了，就开始放纵自己，骄奢淫逸，没有谁做到善终。至于臣子，在开始被任用时，都追慕古代良臣稷、契的风范，怀有匡扶君主、济世救民的宏愿。等到他们荣华富贵了，就开始处心积虑地盘算如何才能保住乌纱，苟全性命，没有谁能够做到尽忠职守。如果君臣双方都能不懈怠，铭记善终的道理，那么就可以无为而治，天下无忧了，这样做的话，自然可以超越古人。”唐太宗说：“正如你所说。”

贞观十三年，魏徵担心唐太宗不能将克勤克俭的政务作风坚持到底，近年来很爱铺张，于是向唐太宗呈上了一篇奏疏：

我发现，历朝历代的帝王奉天承运，创下基业之后，都希望将帝业传至千秋万代，所以他们崇尚无为而治，以德治天下。他们对语言的要求是崇尚朴实而弃绝浮华；论人，则重用忠臣良将，鄙视奸佞小人；制度上，杜绝奢侈崇尚俭约；谈物产，重视谷物棉帛，轻视奇珍异宝。他们在治国初期，都能遵守这些条款，可是国家稍一安定，就开始违背初衷，伤风败俗。这是为什么呢？这难道不是因为君王乃万民之尊，富有天下，他说的话没有谁敢违抗，他的意愿人人必须依从，从而使公道被私情隐溺，礼节被嗜欲所淹没而造成的吗？古语说：“知并不难，难的是行；行也不难，难的是善终。”说得太正确了。

想起陛下二十岁就在风云变幻的乱世中力挽狂澜，威震四方，创下了帝王的基业。贞观初年，天下初定时，陛下能克服自己的嗜好私欲，克勤克俭，身体力行，致使国泰民安，达到至治。论武功，则商汤、周武王都无法与你相比，若论仁德，你与古代尧、舜等明君相差不远。我在陛下身边做官已经十多年了，常常在帷幄之中接受陛下圣明的旨意。陛下时常告诫臣下要坚守仁义之道，不可丧失；保持节俭的习惯，不可改变。一句话可以使国家兴盛起来，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陛下的圣德之音至今仍在我耳边时时响起，臣怎敢忘记呢？但是这几年来，陛下稍稍偏离了以往的志向，敦厚淳朴的风气没能自始至终地保持下来。现在我谨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列在下面，以备陛下参阅：

陛下在贞观初期，实行无为无欲、清静祥和的政治教化政策，即使在边远的蛮荒之地，也受到了此风的感化。但如今看来，这种风气正在慢慢消失，听言语似乎比古代的君主高明多了，论事，则连一般平庸的君主都不如。为什么这样说呢？汉文帝、晋武帝都不是具有上哲之智的圣明之君，但汉文帝拒绝别人进献的千里马，晋武帝因为国家法典禁止奇装异服，焚烧了大臣献上的雉头裘。而今天，陛下到千里之外去寻找骏马，到异城去搜求奇珍异宝，这些行为都被老百姓和少数民族见怪和轻视。这是朝廷不能善终的表现之一。

过去子贡向孔子请教如何管理百姓，孔子作了一个比喻，他说：“用朽烂的绳索驾驭六匹马的车子，真让人恐怖啊！”子贡问：“有什么好恐惧的呢？”孔子说：“不用‘道’来引导百姓，这是我所痛恨的，如果这样治国，怎能无所畏惧呢？”所以《尚书》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国家才会安宁。”为君者怎么可以不敬畏老百姓呢？陛下在贞观初期，把老百姓当做饱尝战争创痛的伤员，体恤他们的艰辛，爱民如子，凡事崇尚俭约，不营造宫室以免劳民伤财。然而近些年来，陛下开始放纵奢侈，忘记了谦逊节俭的美德，任意役使百姓，还说：“老百姓没有事情就会懒惰放肆，有了劳役就容易驱使他们。”古往今来，从来没有因为老百姓安乐悠闲而导致亡国的事例，岂有害怕他们放纵，而故意向他们施加劳役的道理呢？恐怕这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至理名言。这是朝廷不能善终的表现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