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战事弄得疲惫不堪，终于也灭亡了。有这些前车之鉴，我怎能轻易出战呢？况且到南方作战，要翻越崇山峻岭，那里又流行瘴疠，如果士兵们被传染上，即使战胜了南蛮，又于事何补呢？何况，南蛮林邑只是在言语之间流露不满，又何必太在意呢？”于是决定不讨伐林邑。

贞观五年，康国请求归顺，唐太宗对侍臣们说：“前代的帝王，很多都喜好疆域辽阔，以求为自己博得身后的虚名，这样做既对自己无益，也使百姓劳顿不堪。如果是对自己有益，但对老百姓有害的事情，我决不会做，何况是因为贪虚名而损害百姓的利益呢？康国如果归顺了我朝，他们有难我们就不得不援救。到那里要行军万里之遥，怎么可能不劳师动众呢？如果为求虚名而使士兵劳顿，我是不会情愿的。关于他们归顺的要求，我不接受。”

贞观十四年，兵部尚书侯君集讨伐高昌，把兵士驻扎在柳谷，侦察说：“高昌王麹文泰听说大唐兵临城下，非常害怕，不知所措，不久就病发身亡。过些时候他将被安葬，高昌的国民将齐集在一起，到时候用两千骑兵去袭击，定能一举拿下。”副将薛万均、姜行本都赞同他的计策，侯君集却说：“皇上因为高昌骄傲轻慢，所以派我诛灭他们。如果趁他们国葬期间去偷袭，不足以表现大唐的威武，更不能表明我们是讨伐罪人的正义之师。”于是按兵不动，等他们葬礼结束了才出兵征讨，不久就平定了高昌。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对侍臣说：“北狄历来凶残，时常制造叛乱，现在薛延陀很不安分，应该早日处置他们。我仔细考虑了两个策略。选派十万精兵，讨伐虏获他们，铲除凶残丑恶之徒，可确保百年没有祸患，这是一策。另外，如果满足他们的请求，与之通婚，又将怎么样呢？我乃百姓的父母，如果可以有利于天下，出嫁一个女儿又何足惜！北狄的风俗，有很多和我们相同的地方，如果有了后代，就是我的外孙，他不会侵犯中原，这是肯定的。由此可确保边境三十年太平无事。这两个计策，哪一个好呢？”司空房玄龄说：“隋末大乱之后，中原百姓死伤过半，还没恢复元气，战争是很危险残酷的，圣明的人对此都很谨慎。和亲的策略，如果能实施，实在是万民之大幸啊。”

贞观十七年，唐太宗对侍臣说：“盖苏文杀害了他的主子，夺去政权，是可忍，孰不可忍。现在用大唐的兵力去平定他们并不难，如果我按兵不动，命令契丹、靺鞨去搅乱他们，怎么样？”房玄龄说：“我发现古代的国家，无不以强凌弱，以众克寡。现在，陛下含养天下苍生，将士骁勇善战，国力如此强盛却不实行武攻，这是化干戈为玉帛啊。过去汉武帝多次征讨匈奴，隋炀帝三次攻打辽东，国破家亡，由此产生。请陛下详察。”唐太宗说：“你说的不错。”

贞观十八年，唐太宗因为高丽国的莫离支弑杀君主，残暴地对待下属，所以和众大臣商议讨伐，谏议大夫褚遂良进谏说：“陛下神机妙算，平庸的人不能了解您的谋略，过去隋末天下纷争，陛下平定了贼寇，以及北狄对边境的侵犯。西方少数民族对大唐失礼，陛下要出兵打击，臣子们没有谁不苦苦劝阻。只有陛下圣明，远见卓识，一一诛死了异族。现在听说陛下要讨伐高丽，我感到很疑惑。然而陛下英明神勇，是隋代的君主无法相比的。可是，士兵们一旦渡过辽河，必须速战速决，万一有点闪失，不仅无法向远方异族显示朝廷的神威，陛下必定因此更加生气，再次兴师动众。如果到了这种地步，国家的安危就难以预料了。”唐太宗认为他的话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