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四年，唐太宗下诏说：“梁代的皇侃、褚仲都，北周的熊安生、沈重，陈代的沈文阿、周弘正、张讥，隋代的何妥、刘炫，都是前代的著名儒生，他们通经术，广收门徒，对经书有许多继承和发展，应该对他们加以赏赐，以鼓励后学之士，还应当寻访他们的后人。请有关门把他们的姓名记录下来，上奏朝廷。”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又下诏说：“左丘明、卜夏、公羊、穀梁赤、伏胜、堂生、圣、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等二十一人，他们注解经书的著作都被采用，教育太学里的学生，既然遵循他们的学说，理应给予褒扬和尊崇。从现在起，太学里凡举行祭祀之典时，可使他们享孔庙堂。”太宗就是这样尊儒重的。

贞观四年，唐太宗认为古代圣人的时代离现在很远，圣人的经典在后世传的过程中，现了很多文字讹误，难以考证。于是，唐太宗下令前中书侍郎颜师古在秘书省考订《五经》。考订完毕之后，又下令尚书左仆房玄龄召集许多儒生再次详细讨论、审定。当时，这些儒生拘泥于旧说，而这些旧说错讹误相传已久，他们都不同意颜师古的考订，一时之间，各异说蜂起。但是，颜师古引用晋、宋以来古本，对他们提的疑义一一引经据典，详细地加以说明，使得这些儒生无不叹服。唐太宗对颜师古的学识也大为称赞，赏赐给他帛五百匹，加授他为通直散骑常侍，还将他考订的经书颁行天下，让读书人都来学习。后来，唐太宗又因为经术师承不同，解释各异，下令颜师古和国祭酒孔颖达等大儒，撰写《五经》的疏义，共一百八十卷，名为《五经正义》，付国监作教材使用。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治国的关键，在于使用合适的人才；用人不当，就必然难以治理好国家。如今，任用人才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谏议大夫王珪说：“臣如果没有学问，不能记住前人的言行，怎能担当大任呢？汉昭帝时，有人冒充卫太，围观的人达到好几万，大家都不知该怎么办。后来，大臣隽不疑用古代蒯聩的先例来理，将那个人逮捕。对此，汉昭帝说：‘公卿大臣，应当由通晓经术、懂得古义的人来担任，这本不是俗吏之辈所能相比的。’”太宗说：“确实像你所说的那样。”

评析

大经以上的经书，就可以仕官。在这之后，国监增益学舍四百多间，国学、太学、四门学、广文馆也增加了学生的名额。另外，书学、算学分别设置了博士和学生，使国学的各技艺都设置齐备了。唐太宗还几次亲临国监，叫祭酒、司业、博士讲说经术，讲毕，每人赐给帛一束。儒学之盛，致使全国各地的儒生纷纷携经书前往京城，人数达数千之多。不久，吐蕃和昌、丽、新罗等族的首领，也派弟到长安求学。于是，国监之内，带着书箱和登上讲席的，几乎有上万人，如此大兴儒学，在古代还不曾有过。

儒家思想是历代王朝的统治思想，历来备受推崇。太宗在背上夺取天下，武功盖世，功成之后，着意文治，崇尚儒学，确定仲尼、颜回为先圣先师，并设置弘文馆，命令颜师古考订《五经》，孔颖达撰写《五经正义》。

唐太宗曾对中书令岑文本说：“人虽然秉有一定的天，但必须博学才能有所成就。就好比蜃的本有，要见到月光才能吐；木的本有火，但要燧石敲打才能发火。人的本有灵气，可是要通过学习，才能好完善。所以历史上有苏秦刺读书，董仲舒放下帷帐讲学的谈。不勤奋于艺，功名是不会树立的。”岑文本回答说：“人的本都很相近，情趣却有所差别，必须用学习来修养情趣，使本完善。《礼记》说：‘玉石不经雕琢就不会成为，人不学习就不会懂得理。’所以古人以勤于学习为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