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年，魏徵上疏说：

贞观初年，有人上书请求斥退皇帝边那些佞邪的小人，唐太宗对上书的人说：“我任用的人，都认为他是贤臣，你知佞臣是谁吗？”那人回答说：“我住在民间，的确不知谁是佞臣。请陛下假装发怒，来试一试边的大臣们，如果谁不怕雷霆之怒，直言谏，那就是正直的人。

劝朕‘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朕从此语，天下大宁，绝域君长，皆来朝贡，九夷重译，相望于。凡此等事，皆魏征之力也。朕任用岂不得人？”征拜谢曰：“陛下圣德自天，留心政术。实以庸短，承受不暇，岂有益于圣明？”

自从陛下登基，实行王，已有十多年了，神威遍及四方，各国使者前来朝拜，国家粮仓日益充实，国土日益宽广。然而，我认为如今德和仁义仍然不笃厚，为什么呢？因为朝廷对侍臣的态度还不够诚信，虽然陛下在贞观初期勤于政务，有一个好的开，但却没能到善始善终。贞观初年，陛下听到好的意见就很惊喜，到贞观八、九年间，仍然乐于接受意见。可是，从那之后，陛下您渐渐讨厌直言，有时即使勉接受，也不像早年那般纳谏如了。因此，忠正的大臣，逐渐为了避免犯您不敢直言；而那些邪之人，正好大肆发挥他们巧如簧的本领。他们诬陷与朝廷同心同德的人是滥用职权，中伤直言谏的人是在诽谤朝政。说一个人结党营私，即使他忠诚中正也会让人觉得可疑；说一个人大公无私，即使他虚作假也不会遭受责备。所以刚正直的人害怕玩忽职守的罪名，忠诚正直的人担心诽谤朝廷的恶名。于是正直的忠臣不能完全陈述自己的想法，朝中重臣也不能与之争辩是非。圣上被迷惑视听，破坏了治政的原则，妨政害德的原因就在这里吧？因此孔说：“厌恶那些齿伶俐毁灭国家和家的人。”大概说的正是如今的情形啊。

况且君和小人，外表一致，内心不一。君宽容别人的缺，表扬别人的优，危难之时绝不苟且偷生，即使牺牲生命也要成就仁义的德。小人不知羞耻，不讲仁德，不知敬畏，不守信义，只知唯利是图，诬陷别人于危险境地自己却苟安于世。如果将危险推给别人，那么他还有什么事情不来。现在，朝廷治理国家，将重任委托给君，可是如果政务有所偏差，就向小人打探

贞观十七年，太宗谓侍臣曰：“《传》称‘去存信’，孔曰：‘民无信不立。’昔项羽既咸，已制天下，向能力行仁信，谁夺耶？”房玄龄对曰：“仁、义、礼、智、信，谓之五常，废一不可。能勤行之，甚有裨益。殷纣狎侮五常，武王夺之；项氏以无信为汉祖所夺，诚如圣旨。”

译文

臣听说国家的基础，在于德和礼教；国君地位的保障，在于诚实信用。有了诚信，就不会产生二心。实行德政，边远的人民也会来归顺。由此可见，德、礼、诚、信是国家的纲领，贯穿在君臣、父关系中，一刻也不能偏废。所以孔说：“君王以礼对待臣，臣以忠心侍奉君王。”还说：“一个人终有一死，得不到人民的信任，国家就无法存立。”文说：“说话来能够使人相信，是因为说话之前已经取信于人，发令来能够得到执行，是因为命令之中有诚意。”说了却不，是言而无信，接受了命令却不执行，是没有诚意，如果是君王，就会败坏名声，如果是臣下，就会危及生命。因此，即使不由己，境艰难，君也不会有失诚信的事情。

如果谁一味依顺陛下，不分曲直地迎合皇上的意见，那就是佞邪的人。”唐太宗回对封德彝说：“是否清浊，关键在于源。君主是施政的源，臣民就好比，君主自行欺诈妄为，却要臣下行为正直，那就好比是源浑浊而希望清澈，这是本办不到的。我常常认为魏武帝曹言行多诡诈，所以很看不起他的为人，现在如果让我也这么，不是让我效仿他吗？这不是实行政治教化的办法！”于是，唐太宗又对上书的人说：“我要使诚信行于天下，不想用诈骗的行为损坏社会风气，你的话虽然很好，但我不能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