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位，不可以称之为是失误，按照律法上说的：‘供给皇上汤药，饮食，舟船，失误不按照法规的人，都应当死。’皇上如果要将功折罪，从轻处理，这便不是司法部门所能够决定的；如果应当按照律法，罚款铜不符合法理。”太宗说：“法律，不是我一人的法律，是天下的法律，怎么能够因为无忌是皇亲国戚，便想要变动法律呢？”让臣子们更改命令订立议案。德彝坚持他原来的想法，太宗即将跟从他的建议，胄又驳斥道：“校尉因为无忌的缘故以招致罪害，按照法律当从轻处理，如果讨论他的过失和错误，则是为了感情的缘故，然而生死差距巨大，（所以）我才敢于顽固地请求。”太宗于是免了校尉的死罪。

这个时候，朝廷大力开展选择察举（的活动），有干过奸诈虚伪的事情的人，太宗命令他们自首，不自首（的人），判罪则至死，偶尔有奸诈虚伪的人事情败露，胄根据法律判断他的罪行并予以奏告。太宗说：“我开始下命令，不自首的死罪，如今根据法律来作决断，这向天下显示政府没有信用。”胄说：“皇上应当立即杀了他们，不是我能够做到的，既然已经交付司法部门处理，我不敢不按照法（来执行）。”太宗说：“你自己守法，却让我失信于天下吗？”胄说：“法律是国家用来向天下人布道他的大信用的，说话（只）是说话的时候喜怒的表现而已，皇上发动整个朝廷的愤恨，而许诺杀他们，既然知道不可以，却将他放到司法部门来解决，这是人主小的愤恨而存留大的信用，我私下认为皇上应当珍惜它。”太宗说：“我的法律有过失，你能够纠正它，我还有什么可以担忧呢？”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我近来见到隋代的旧臣遗老，他们都称赞高颎是做宰相的人才，于是我就去翻阅他的本传。此人真可说是公平正直，能识大体，治国方面尤其突出。隋室的安危，跟他的生死关系密切。可惜遇到隋炀帝这样的无道昏君，却被冤枉诛杀了。我何尝不想见到这样的人呢？就连读书时也时常放下书来对他钦仰、叹息。再者，汉、魏以来，诸葛亮做丞相，也非常公平正直，他曾经上表把廖立、李严罢官放逐到南中，后来廖立听到诸葛亮逝世，哭着说：‘我们大概要亡国了！’李严听到诸葛亮逝世，也发病而死。所以陈寿称：‘诸葛亮执政，开诚心，布公道，尽忠国家，在当时做了不少有益于国家的事，虽是仇人，该赏的也必须奖赏，对违犯法纪玩忽职守的人，虽是最亲近的人也必须惩罚。’你们难道不仰慕学习他们吗？我如今常仰慕前代那些贤德的帝王，你们也可仰慕那些贤德的宰相，如果能这样做，那么荣耀的名声和高贵的地位，就可以长久保持了。”房玄龄对答道：“臣听说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公平正直，所以《尚书》说：‘不结党营私，王道就浩浩荡荡，不结党营私，王道就平平坦坦。’此外，孔子还说：‘举用正直的人而废弃邪恶的人，百姓就心服归顺。’如今圣上推崇的治国原则，确实体现了政教的根本，极尽至公的要义，可以用来囊括宇内，教化天下。”太宗说：“这正是我所想的，但我怎能只对你们说说而不去实行呢？”

长乐公主是太宗文德皇后所生。贞观六年将要出嫁，太宗敕令有司陪送的财礼，比当年高祖之女永嘉长公主出嫁时高出一倍。魏徵上奏说：“以前东汉明帝准备封赏他的儿子，说道：‘我的儿子怎么能跟先帝的儿子得到同样多的封赏呢？参照先帝之子楚王、淮阳王的一半去封赏吧。’以前的史家以此作为美谈。现在皇帝的姊妹称为长公主，女儿称为公主，既然在前面多了一个长字，那么就说明要比公主的身份尊贵，虽然在感情上不尽相同，可是道理却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差别。如果公主的礼节逾越了长公主，道理上恐怕是不妥的，希望您能够三思。”太宗十分赞同。于是将这些话告诉了皇后，皇后听完赞叹道：“曾经听说您对魏徵十分敬重，可是对于其中的缘故知之甚少，现在听到他进谏的这番话，可见他能够用道义来抑制帝王的私欲，真是国家社稷忠臣啊！我和您结发做了夫妻，承蒙您的敬重礼待，情深意重，每当有话要说的时候，也要察言观色，尚且不敢轻易触怒您的威严，何况作为臣下，和陛下情谊疏远、礼仪相隔呢？因此韩非子将此称为‘说难’，东方朔将其称为‘不易’，真的是非常有道理的。忠言逆耳利于行，对于拥有家国的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事，如果能采纳这些忠言，国家就能长治久安，如果杜绝这些忠言，政局就会混乱不堪，我希望您能够仔细体会其中的含义，那就是天下的大幸了。”于是，长孙皇后请求太宗派遣中使带五百匹锦帛送到魏徵家中赏赐他。

刑部尚书张亮因谋反罪被关进监狱，唐太宗下诏，命令百官商议惩处他的办法，许多人都说张亮应该杀头，只有殿中少监李道裕上奏说张亮谋反的证据不足，应赦免其无罪。但唐太宗当时正处在盛怒之下，竟把张亮给杀掉了。不久，刑部侍郎空缺，唐太宗叫宰相精心选择称职的人，可宰相多次上奏推荐人才，唐太宗都没有同意。太宗说：“其实，我已找到合适的人了，先前李道裕在拟议处置张亮的办法时，说‘他谋反证据不足’，可见此人很公平。我当时没有采用他的意见，至今仍追悔莫及。”于是就任命李道裕为刑部侍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