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委大臣以大，责小臣以小事，为国之常也，为治之也。今委之以职，则重大臣而轻小臣；至于有事，则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轻，疑其所重，将求至治，岂可得乎？又政贵有恒，不求屡易。今或责小臣以大，或责大臣以小事，小臣乘非所据，大臣失其所守，大臣或以小过获罪，小臣或以大受罚。职非其位，罚非其辜，其无私，求其尽力，不亦难乎？小臣不可委以大事，大臣不可责以小罪。任以大官，求其细过，刀笔之吏，顺旨承风，舞文法，曲成其罪。自陈也，则以为心不伏辜；不言也，则以为所犯皆实。退惟谷，莫能自明，则苟求免祸。大臣苟免，则谲诈萌生。谲诈萌生，则矫伪成俗。矫伪成俗，则不可以臻至治矣。

贞观十六年，太宗问特魏征曰：“朕克己为政，仰企前烈。至于积德、累仁、丰功、厚利，四者常以为称首，朕皆庶几自勉。人苦不能自见，不知朕之所行，何等优劣？”征对曰：“德、仁、功、利，陛下兼而行之。然则内平祸，外除戎狄，是陛下之功。安诸黎元，各有生业，是陛下之利。由此言之，功利居多，惟德与仁，愿陛下自不息，必可致也。”

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粪土，臣视君如寇仇。”虽臣之事君无二志，至于去就之节，当缘恩之厚薄，然则为人主者，安可以无礼于下哉？

窃观在朝群臣，当主枢机之寄者，或地邻秦、晋，或业与经纶，并立事立功，皆一时之选，之衡轴，为任重矣。任之虽重，信之未笃，则人或自疑。人或自疑，则心怀苟且。心怀苟且，则节义不立。节义不立，则名教不兴。名教不兴，而可与固太平之基，保七百之祚，未之有也。又闻国家重惜功臣，不念旧恶，方之前圣，一无所间。然但宽于大事，急于小罪，临时责怒，未免憎之心，不可以为政。君严其禁，臣或犯之，况上启其源，下必有甚，川壅而溃，其伤必多，使凡百黎元，何所措其手足？此则君开一源，下生百端之变，无不者也。《礼记》曰：“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若憎而不知其善，则为善者必惧；而不知其恶，则为恶者实繁。《诗》曰：“君如怒，庶遄沮，”然则古人之震怒，将以惩恶，当今之威罚，所以长。此非唐、虞之心也，非禹、汤之事也。《书》曰：“抚我则后，我则仇。”荀卿曰：“君，舟也，民，也。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故孔曰：“鱼失则死，失鱼犹为也。”故唐、虞战战栗栗，日慎一日。安可不思之乎？安可不熟虑之乎？

又委任大臣，其尽力，每官有所避忌不言，则为不尽。若举得其人，何嫌于故旧。若举非其任，何贵于疏远。待之不尽诚信，何以责其忠恕哉！臣虽或有失之，君亦未为得也。夫上之不信于下，必以为下无可信矣。若必下无可信，则上亦有可疑矣。《礼》曰：“上人疑，则百姓惑。下难知，则君长劳。”上下相疑，则不可以言至治矣。当今群臣之内，远在一方，言三至而不投杼者，臣窃思度，未见其人。夫以四海之广，士庶之众，岂无一二可信之人哉？盖信之则无不可，疑之则无可信者，岂独臣之过乎？夫以一介庸夫结为友，以相许，死且不渝，况君臣契合，寄同鱼。若君为尧、舜，臣为稷、契，岂有遇小事则变志，见小利则易心哉！此虽下之立忠未有明著，亦由上怀不信，待之过薄之所致也。岂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乎！以陛下之圣明，以当今之功业，诚能博求时俊，上下同心，则三皇可追而四，五帝可俯而六矣。夏、殷、周、汉，夫何足数！”

贞观三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无论国家安定还是混，安全还是危险，君臣都应该同舟共济。如果君主能接受忠言，臣能够直言谏，那么君臣之间就会非常默契，这是自古以来治国所重视的方法。如果君主贤明，而臣却不匡正辅佐，想要不亡国，是不可能的。君主要是失掉了江山，臣也就不能保全自己的家族。像隋炀帝，他为人非常暴，臣下不敢言，这使他不知自己的过失，最后国破家亡，大臣虞世基等人不久也被杀死。这个惨

贞观十七年，太宗谓侍臣曰：“自古草创之主，至于孙多，何也？”司空房玄龄曰：“此为幼主生长，少居富贵，未尝识人间情伪，治国安危，所以为政多。”太宗曰：“公意推过于主，朕则归咎于臣。夫功臣弟多无才行，藉祖父资荫遂大官，德义不修，奢纵是好。主既幼弱，臣又不才，颠而不扶，岂能无？隋炀帝录宇文述在藩之功，擢化及于位，不思报效，翻行弑逆。此非臣下之过欤？朕发此言，公等戒勖弟，使无愆过，即家国之庆也。”太宗又曰：“化及与玄，即隋大臣受恩者孙，皆反，其故何也？”岑文本对曰：“君乃能怀德荷恩， 玄、 化及之徒，并小人也。古人所以贵君而贱小人。”太宗曰：“然。”

太宗嘉纳之。

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