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八年，太宗谓侍臣曰：“隋时百姓纵有财，岂得保此？自朕有天下已来，存心抚养，无有所科差，人人皆得营生，守其资财，即朕所赐。向使朕科唤不已，虽数资赏赐，亦不如不得。”魏征对曰：“尧、舜在上，百姓亦云‘耕田而，凿井而饮’，哺鼓腹，而云‘帝何力’于其间矣。今陛下如此养，百姓可谓日用而不知。”又奏称：“晋文公田，逐兽于砀，大泽，迷不知所。其中有渔者，文公谓曰：‘我，若君也，将安？我且厚赐若。’渔者曰：‘臣愿有献。’文公曰：‘泽而受之。’于是送泽。文公曰：‘今之所教寡人者，何也？愿受之。’渔者曰：‘鸿鹄保河海，厌而徙之小泽，则有矰之忧。鼋鼍保渊，厌而之浅渚， 必有钓之忧。 今君兽砀，至此，何行之太远也？’文公曰：‘善哉！’谓从者记渔者名。渔者曰：‘君何以名？君尊天事地，敬社稷，保四国，慈万民，薄赋敛，轻租税，臣亦与焉。君不尊天，不事地，不敬社稷，不固四海，外失礼于诸侯，内逆民心，一国亡，渔者虽有厚赐，不得保也。’遂辞不受。”太宗曰：“卿言是也。”

贞观七年，太宗与秘书监魏征从容论自古理政得失，因曰：“当今大之后，造次不可致化。”征曰：“不然，凡人在危困，则忧死亡；忧死亡，则思化；思化，则易教。然则后易教，犹饥人易也。”太宗曰：“善人为百年，然后胜残去杀。大之后，将求致化，宁可造次而望乎？”征曰：“此据常人，不在圣哲。若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响，不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为难，三年成功，犹谓其晚。”太宗以为然。封德彝等对曰：“三代以后，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 皆化而不能， 岂能化而不？若信魏征所说，恐败国家。”征曰：“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行帝则帝，行王则王，在于当时所理，化之而已。考之载籍，可得而知。昔黄帝与蚩尤七十余战，其甚矣，既胜之后，便致太平。九黎德，颛顼征之，既克之后，不失其化。桀为，而汤放之，在汤之代，既致太平。纣为无，武王伐之，成王之代，亦致太平。若言人渐浇讹，不及纯朴，至今应悉为鬼魅，宁可复得而教化耶？”德彝等无以难之，然咸以为不可。太宗每力行不倦，数年间，海内康宁，突阙破灭，因谓群臣曰：“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王，惟魏征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戎宾服。突厥自古以来常为中国勍敌，今酋长并带刀宿卫，落皆袭衣冠。使我遂至于此，皆魏征之力也。”顾谓征曰：“玉虽有质，在于石间，不值良工琢磨，与瓦砾不别。若遇良工，即为万代之宝。朕虽无质，为公所切磋，劳公约朕以仁义，弘朕以德，使朕功业至此，公亦足为良工尔。”

贞观十九年，太宗谓侍臣曰：“朕观古来帝王，骄矜而取败者，不可胜数。不能远述古昔，至如晋武平吴、隋文伐陈已后，心逾骄奢，自矜诸己，臣下不复敢言，政因兹弛紊。朕自平定突厥、破丽已后，兼并铁勒，席卷沙漠，以为州县，夷狄远服，声教益广。朕恐怀骄矜，恒自抑折，日旰而，坐以待晨。每思臣下有谠言直谏，可以施于政教者，当拭目以师友待之。如此，庶几于时康泰尔。”

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扰，州县然。帝志在忧人，锐为政，崇尚节俭，大布恩德。是时，自京师及河东、河南、陇右，饥馑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侍臣曰：“或君于上，臣治于下；或臣于下，君治于上。二者苟逢，何者为甚？”特魏征对曰：“君心治，则照见下非。诛一劝百，谁敢不畏威尽力？若昏暴于上，忠谏不从，虽百里奚、伍胥之在虞、吴，不救其祸，败亡亦继。”太宗曰：“必如此，齐文宣昏暴，杨遵彦以正扶之得治，何也？”征曰：“遵彦弥暴主，救治苍生，才得免，亦甚危苦。与人主严明，臣下畏法，直言正谏，皆见信用，不可同年而语也。”

贞观九年，太宗谓侍臣曰：“往昔初平京师，中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致亡灭。此皆朕所目见，故夙夜孜孜，惟清净，使天下无事。遂得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夫治国犹如栽树，本不摇，则枝叶茂荣。君能清净，百姓何得不安乐乎？”

之手，率土苍生，罕闻嗟痛。公等为朕思隋氏灭亡之事，朕为公等思龙逄、晁错之诛，君臣保全，岂不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