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说：圣人写经，贤人写传记，是为了纠正挽救不良的风俗，驱使老百姓让他的回复到质朴纯厚的风俗上来。考察《六略》上著录的书达一万三千卷，全是表彰善行的制止恶迹的，阻止横行放纵的。驱使游手好闲的，希望有利于引导人们向善，回归到正上来。孔之所以写《秋》，是因为周代的民风败坏了。所以表彰很细微的善事，贬斥极细小的恶行，整顿世，使它返回正，理德周全，王者治天下之完备，用以矫正奢侈轻薄风俗的制度，规定得极为完备详尽。河堤决了而不修筑，就有洪泛滥的灾害；网破了而不织补，就有野兽奔逃来的危险。所以周代的礼制不败坏，周代的老百姓就不会浮华轻薄；老百姓不浮华轻薄，孔就不会著《秋》。如果杨朱、墨翟的学说没有搞经传的本义，那么孟也就不会著书了；如果韩国不弱小，法度没有废坏，那么韩非也就不著书了；汉祖不争论得天下的理，使用武力的主张没有转变，那么陆贾的《新语》就不会写来了；各事情的记载如果不失实，各观如果不坏，那么桓谭的《新论》就没有写作的缘起了。所以贤圣们著书，引用事实不凭空编造，言必有据而不胡编写。写的东西有益于教化，教化施行有益于政治，所以汉代设立了兰台官吏，校勘审定其中的书籍，考订书中的文字。董仲舒写的天人应、灾异迷信的书，大多讲的是灾异的现是政治败坏造成的，书写完备以后，就呈献给汉朝廷。主父偃痛恨他，就诬告这书。汉武帝把董仲舒给司法官吏审理，判决书认为董仲舒目无法度。董仲舒被判死刑，汉武帝赦免了他。董仲舒大讲灾变怪异的事情，汉武帝仍然不判他的罪反而很尊重他本人，何况我所发的议论并没有犯朝廷的言论，只是对事情是否符合实际

《政务》为郡国守相、县邑令长陈通政事所当尚务，令全民立化，奉称国恩。《论衡》九《虚》三《增》，所以使浴务实诚也；《论死》、《订鬼》，所以使浴薄丧葬也。孔径丽级，被棺敛者不省。刘政上薄葬，奉送藏者不约。光武皇帝草车茅，为明者不。何世书俗言不载？信死之语汶浊之也。今著《论死》及《死伪》之篇，明死无知，不能为鬼，冀观览者将一晓解约葬，更为节俭。斯盖《论衡》有益之验也。言苟有益，虽作何害？仓颉之书，世以纪事；奚仲之车，世以自载；伯余之衣，以辟寒暑；桀之瓦屋，以辟风雨。夫不论其利害，而徒讥其造作，是则仓颉之徒有非，《世本》十五家皆受责也。故夫有益也，虽作无害也。虽无害，何补？

古有命使采爵，观风俗知下情也。《诗》作民间，圣王可云“汝民也，何发作”，囚罪其，殁灭其诗乎？今已不然，故《诗》传〔至〕今。《论衡》、《政务》，其犹《诗》也，冀望见采，而云有过。斯盖《论衡》之书所以兴也。且凡造作之过，意其言妄而谤诽也。《论衡》实事疾妄，《齐世》、《宣汉》、《恢国》、《验符》、《盛褒》、《须颂》之言，无诽谤之辞。造作如此，可以免于罪矣。

有的人问：“贤圣不写没有目的的文章，写书一定有其用心之所在。

氏之“玄”，卜气号不均也。由此言之，唐林之奏，谷永之章，《论衡》、《政务》，同一趋也。汉家极笔墨之林，书论之造，汉家尤多。成张作“乐”，扬云造“玄”，二经发于台下，读于阙掖，卓绝惊耳，不述而作，材疑圣人，而汉朝不讥。况《论衡》细说微论，解释世俗之疑，辩照是非之理，使后晓见然否之分，恐其废失，著之简牍，祖经章句之说，先师奇说之类也。其言伸绳，弹割俗传。俗传蔽惑，伪书放，贤通之人，疾之无已。孔曰：“诗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是以论也。玉于石，人不能别。或若楚之王尹以玉为石，卒使卞和受刖足之诛。是反为非，虚转为实，安能不言？俗传既过，俗书之伪。若夫邹衍谓今天下为一州，四海之外有若天下者九州。《淮南书》言共工与颛顼争为天，不胜，怒而不周之山，使天折，地维绝。尧时十日并，尧上九日；鲁战而日暮，援戈麾日，日为却还。世间书传，多若等类，浮妄虚伪，没夺正是。心渍涌，笔手扰，安能不论？论则考之以心，效之以事，浮虚之事，辄立证验。若太史公之书，据许由不隐，燕太丹不使日再中。读见之者，莫不称善。

上至孔、墨这类人，下至荀、孟这些人，为教诲训导后人一定写有文章留下来，这是为的什么呢？”

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