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礼》者，皆知礼也，礼〔为〕何家礼也？孔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由此言之，夏、殷、周各自有礼。方今周礼邪？夏、殷也？谓之周礼，《周礼》六典。案今《礼经》不见六典，或时殷礼未绝，而六典之礼不传，世因谓此为周礼也？案周官之法不与今礼相应，然则《周礼》六典是也。其不传，犹古文《尚书》、《秋》，《左氏》不兴矣。

唐、虞、夏、殷、周者，土地之名。尧以唐侯嗣位，舜从虞地得达，禹由夏而起，汤因殷而兴，武王阶周而伐，皆本所兴昌之地，重本不忘始，故以为号，若人之有姓矣。说《尚书》谓之有天下之代号，唐、虞、夏、殷、周者，功德之名，盛隆之意也。故唐之为言也，虞者乐也，夏者大也，殷者中也，周者至也。尧则民无能名；舜则天下虞乐；禹承二帝之业，使尚，民无能名；殷则得中；周武则功德无不至。其立义也，其褒五家大矣，然而违其正实，失其初意。唐、虞、夏、殷、周，犹秦之为秦，汉之为汉。秦起于秦，汉兴于汉中，故曰犹秦、汉；犹王莽从新都侯起

世之数，适得十二公而足也？如据十二公，则二百四十二年不为三世见也。如据三世，取三八之数，二百四十年而已，何必取二？说者又曰：“合隐公之元也，不敢二年。隐公元年，不载于经。”夫《秋》自据三世之数而作，何用隐公元年之事为始？须隐公元年之事为始，是竟以备足为义，据三世之说不复用矣。说隐公享国五十年，将尽纪元年以来邪？中断以备三八之数也？如尽纪元年以来，三八之数则中断；如中断以备三世之数，则隐公之元不合，何如？且年与月日，小大异耳，其所纪载，同一实也。二百四十二年谓之据三世，二百四十二年中之日月必有数矣。年据三世，月日多少何据哉？夫《秋》之有年也，犹《尚书》之有章。章以首义，年以纪事。谓《秋》之年有据，是谓《尚书》之章亦有据也。

孟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秋》作。晋之乘，楚之《杌》，鲁之《秋》，一也。”若孟之言，《秋》者，鲁史记之名，《乘》、《檮杌》同。孔因旧故之名，以号《秋》之经，未必有奇说异意，之据也。今俗儒说之：“者岁之始，秋者其终也。《秋》之经，可以奉始养终，故号为《秋》。”《秋》之经，何以异《尚书》？《尚书》者，以为上古帝王之书，或以为上所为下所书，授事相实而为名，不依违作意以见奇。说《尚书》者得经之实，说《秋》者失圣之意矣。《秋左氏传》：“桓公十有七年冬十月朔，日有之。不书日，官失之也。”谓官失之言，盖其实也。史官记事，若今时县官之书矣，其年月尚大难失，日者微小易忘也。盖纪以善恶为实，不以日月为意。若夫公羊、谷梁之传，日月不，辄为意使。失平常之事，有怪异之说，径直之文，有曲折之义，非孔之心。夫秋实言〔冬〕夏，不言者，亦与不书日月，同一实也。

说《论》者，皆知说文解语而已，不知《论语》本几何篇，但周以八寸为尺，不知《论语》所独一尺之意。夫《论语》者，弟共纪孔之言行，敕记之时甚多，数十百篇，以八寸为尺，纪之约省，怀持之便也。以其遗非经，传文纪识恐忘，故以但八寸尺，不二尺四寸也。汉兴失亡，至武帝发取孔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齐、鲁二，河间九篇：三十篇。至昭帝女读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时尚称书难晓，名之曰传，后更隶写以传诵。初孔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论语》。今时称《论语》二十篇，又失齐、鲁、河间九篇。本三十篇，分布亡失，或二十一篇。目或多或少，文赞或是或误。说《论语》者，但知以剥解之问，以纤微之难，不知存问本篇数章目。温故知新，可以为师；今不知古，称师如何？

说《易》者皆谓伏羲作八卦，文王演为六十四。夫圣王起，河图，洛书。伏羲王，《河图》从河中，《易》卦是也。禹之时，得《洛书》，书从洛中，《洪范》九章是也。故伏义以卦治天下，禹案《洪范》以治洪。古者烈山氏之王得河图，夏后因之曰《连山》；〔归藏〕氏之王得河图，殷人因之曰《归藏》；伏羲氏之王得河图，周人曰《周易》。其经卦皆六十四，文王、周公因彖十八章究六爻。世之传说《易》者，言伏羲作八卦；不实其本，则谓伏羲真作八卦也。伏羲得八卦，非作之；文王得成六十四，非演之也。演作之言，生于俗传。苟信一文，使夫真是几灭不存。既不知《易》之为河图，又不知存于俗何家《易》也，或时《连山》、《归藏》，或时《周易》。案礼夏、殷、周三家相损益之制，较著不同。如以周家在后，论今为《周易》，则礼亦宜为周礼。六典不与今礼相应，今礼未必为周，则亦疑今《易》未必为周也。案左丘明之传，引周家以卦，与今《易》相应，殆《周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