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服饰，像东方朔就仅做了个黄门侍郎，手执长戟，站在殿下。郡县的掾史，都出自豪门大家，扛着戈负守卫之责的，都由有权势的家族充当，不像后来世族寒门所处地位贵贱有别。汉末天下大乱，魏武帝初创基业时，军中事务急促，权且设立九品，用来品评人才的优劣，而不是确定世族地位的高低。由此相沿，就成为定形的法则。从魏到晋，没有人能改变，州都的郡正，以才能来品评人，因而全社会的人才，升降的情况就很少。如果仅仅因为凭借世族资望，而高出居上，那么都镇中的庸俗之士，就会斟酌当时的需要，随时确定品目的多少，这正如刘毅所说：“下品无高门，上品无贱族。”岁月流逝，这种风气渐渐严重，凡是士大夫，没有不是二品的，从此以后，于是就成为卑庶之族。周汉的用人制度是用智慧奴役愚昧，奴仆成群，而分成等级；魏晋以来，以富贵统治贫贱，士庶的品级，明显有别。人主向南面而坐，宫殿幽深难通，如果早晚奉陪人主，难免与卿士之义不合，所以在宫中陪奉人君的责任，应由主管部门承担。这样，人君的恩泽因为有了宠幸者而产生，人君对被宠幸者的信任也由人君的恩泽而牢固，人君对被宠者没有令人可怕的态度，而有容易亲近的颜色。孝建、泰始开始，人主独自运用权威，设置各种官僚机构，权柄牢牢握在手里，但是刑罚政令错综复杂，人主很难全面通晓，所依托的对象，就是那些亲近之臣。奖赏和惩罚，是国家的权威。出自宫中的王命，一旦由亲近之臣掌握，于是那些趋炎附势之徒就都会车水马龙成群结队地去巴结。人主以为他们的身份卑贱，职权低下，权力不会很重。竟然不知道鼠凭社贵，狐假虎威，在外没有逼迫人主的嫌疑，对内却有独断专行的功效，权势使天下人倾倒，却没有人明白这个道理。他们仗恃朋党的势力培植党羽，政绩因贿赂而成，各种大小刑戮，在筵第的隐曲之所构成，穿戴贵族衣帽，乘坐贵族车马，也都出在言笑之中，南方的黄金北方的兽毛，送来时都是两船并行，精制的白绢贵重的丹魄，收到的都是两者得兼，西京的许、史两家，自不必说，就是晋朝王导、庾亮，也没有人能比得上。到了太宗晚年，他们的计划实施已屡经成功和失败，终于认识到：受人主宠幸的人害怕宗戚。他们想使年幼的人主孤立，长久地掌握国家大权，于是就构陷异己，挑拨离间，因此御弟宗王，相继被杀。百姓忘记刘宋王朝的恩德，虽然不是一种原因，但是国家很快地灭亡，的确是由于这个原因。唉！《汉书》有《恩泽侯表》，又有《佞幸传》，现采摘它们的书名，以《恩幸篇》来列入本书。

戴法兴，会稽山阴人，小时候家庭贫困。他的父亲戴硕子，以贩卖布匹为业，法兴的两个哥哥延寿、延兴都学有所成，延寿会写字，法兴好学，山阴县有个叫陈载的人，家中富有，有钱三千万，乡民们都说：“戴硕子三个儿子，抵得上陈载三千万钱。”

法兴少年时代在山阴集市上卖葛布，以后当传送署签的小官，再进而做尚书仓部令史，大将军彭城王刘义康想找一个非常精明能干的令史，得到法兴等五个人，用法兴当记室令史，刘义康被废除爵位后，还是当世祖征虏、抚军记室掾。世祖当江州刺史，法兴补任南中郎典签。世祖在巴口起义，法兴和典签、戴明室、蔡闲等人转任参军督护。世祖称帝，他们都当南台侍御史，同时兼任中书通事舍人，法兴等人专管宫内事务，在当时权力非常大，孝建元年(454)法兴加号建武将军、南鲁郡太守，解除舍人的职务，在东宫侍候太子。大明二年(458)三个典签都因为曾参与起义，封法兴吴昌县男，明宝湘乡县男，闲高昌县男，各食邑三百户，蔡闲当时已死去，追加封爵。法兴接着转任员外散骑侍郎，给事中，太子旅贲中郎将，太守还照旧。

世祖总揽朝政，不信任大臣，自然，心腹耳目的人士不得不有所委托，法兴知道一些古今历史，一向被当成亲信，虽然出外侍候太子，但是受到的信用反而特别充分。鲁郡巢尚之是个末流人物，元嘉年中，和始兴王刘浚做伴读，也了解一些文史知识，被世祖欣赏，在孝建初年，补任东海国的侍郎。同时兼任中书通事舍人，凡是选择任命转官升迁，屠杀赏赐这些大事，世祖都让戴法兴、巢尚之参考。宫内外的其他杂事都委托给戴明宝，世祖为人严厉而暴躁，别人一点小怨恨往往遭到杀身之祸。巢尚之遇到这种情况时总是尽量地开脱别人，保全了一些人。宫殿省相当依靠他。但是法兴、明宝和外界交往很多，收受很多贿赂，凡是他推荐而显达的无不言听计从，天下人士都到他的门庭，门口几乎成了集市，家产都积到一千多斤黄金，戴明宝尤其骄傲放纵。他长子戴敬当扬州从事。敢和皇上抢着买东西。世祖六宫里面的人有次外游，戴敬穿着华丽的衣服，骑着高头大马，在宫车两边招摇过市，驰来驰去，世祖看见非常愤怒，赏赐戴敬自杀，把明宝关到尚方监，不久又被原释放还，还是和当初一样受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