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来治理百姓。如果具有才干、技艺，又以正直的品德作为做人的根本，他必定用自己的才干把本职工作做好；如果有才干技艺却把邪恶伪诈作为做人的根本，他就会依仗自己的官位做坏事，又怎么能够治理得好呢。因此要选取有才干技艺的人才，必定首先观察一个人的道德品行。那些道德品质好的，就推举他；那些道德品行不好的，就弃置不用。

如今负责选拔人才的官员大都说“自己管辖的那个地方没有贤才，不知该举荐谁“。这种说法是从来没有认真思考，并不是合理的言论。之所以这样批评他们，是因为古人有这样的见解：英明的君主能够兴起，不是由于上天给他降下辅佐的大臣；德行高尚的人能够创业，不是由于地神给他选拔人才。经常是引用当世的人才，治理当世的政务。因此商、周不可能依赖稷、契时代的大臣，魏、晋无法藉助萧何、曹参来辅佐。孔子说过：“有十家人聚居的地方，必定有像我孔丘一样忠诚守信的人在其中。“哪裹会有万户人家的都市，却说没有人才的道理，衹是寻找不力，选择不精，或者使用不得其所，委任不尽其才，所以说没有罢了。古人说：

“千人之中的优秀人士叫做英，万人之中的英才叫做俊。“现在才智足以授予一个官职，德行能够闻名一方的人，难道不是接近英俊的人才吗？衹要能尽力去审察，辞退徒有虚名的人，选取有真才实学的人，各自发现本州郡中最优秀的人才来任用，那么无论百姓有多少，都能把地方治理好。谁说没有贤才呢!

良玉在没有破开之前，跟瓦片石头相似；骏马还没有奔驰的时候，跟劣马相混杂也分不出来。等到把玉石剖开使它显露晶莹，让骏马飞驰来验试它的本领，这样美玉和石头、骏马和劣马才能分辨清楚。那些贤人在还没有任用之前，混杂在平常的人群之中，凭什么能看出他们的不同呢。关键是要把事业交给他们，责求他们成就事业，才能比较出他们跟那些庸人截然不同。古代的吕望以屠杀牲畜和钓鱼为生，百里奚替人喂牛，宁生敲打牛角求仕，管仲曾经几次打败仗，在那时候，众多的庸人难道会说他们是贤人吗。等到他们当上王朝或者称霸的诸侯大国的辅佐，经过几十年，大功告成，事业完成，人们才认识到他们是奇才。于是后代的人称赞他们的话，说也说不完。他们那样奇特的人才，非凡的俊杰，还不能在没有受到重用的时候，把自己跟普通人区别开来，何况才干比不上他们的人呢。如果必定要等有了姜太公然后才任用，这样一千年也没有太公；必定要等有了管仲然后才委任，这样一百代也没有管仲。所以这样说的原因，是因为士人必定是从卑微发展到显贵，功劳必定从小积累到大，哪裹有还没有委任就事业已成。不任用就先显达的道理。如果懂得这个道理，那么贤人就能找到，士人也能够加以选择。找到贤人然后委任他，找到贤士然后使用他，那么天下要治理好，还有什么不能成功的呢。

然而善于任用官员的人必定首先要减少他的官员。官员减少了，那么好的人才容易充实到官府之中.人才充实了，那么事情没有处理不好的；官员烦多，那么必定混杂不好的人，混杂了不好的人，那么政务必定有过失。因此人们说：“官员减少了，麻烦事情也会减少；麻烦事情少了，百姓就会清醒。官员繁多，琐事也就繁多；琐事繁多，百姓就会感到头脑昏乱。“清醒和昏乱的由来，在于官员的繁多还是减少。考察当今官员人数并不少。当初人多事广的时候，尚且能把政务搞好，何况现在户口减少，按照人数来设置官员，有人还认为太少。好像听说下边的州郡，还有兼任或暂代官职的情况，因此搅扰百姓，太没道理。像逭一类的官吏，全都应当罢免，不能习以为常。

不仅州郡的官员应当任用优秀的人才，就是基层的闾里正长一类的职务，都应当慎重选择，以便各自能选拔出一乡之中最合适的人才，来管理百姓。党正里长是治理百姓的基础。基础不倾斜，处于上位的必定安稳。

大凡寻求贤才的途径，自然不止一条。然而要审慎地选拔贤人的方法，必须通过任用来测试他们的能力，通过考核来观察他们的优劣。从家庭到乡间，查访他们做法的依据，观察他们取得成绩的缘由，那么他们的为人之道就清楚了，贤良和品行不好的人就可以区别开来了。用这样的方法来寻求人才，那就大概没有过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