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古代的先贤圣哲教化人民，必须改变他们的视听，防备他们的嗜好欲望，堵住他们的邪恶放荡的心，显示他们以淳朴平和的道路。

五教六行，是教训人民的根本；《诗》、《书》、《礼》、《易》，是崇尚道义的门径。

所以能够恢复孝顺慈爱，让人人都知道礼让，调正民风民俗，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

凡有上书献赋，写诔文刻铭文的，都是用来褒扬功德，赞扬贤能，注明功勋，证明大理。

如非惩恶扬善，于道义上，不让白写白刻这些东西。

到了后代，风俗教化逐渐差了。

曹魏的三祖，更是崇尚文辞，忽视治国大道，喜好雕虫小技。

下面跟从上头，就如影之随形，响之从声，竞比文采，于是成了风俗。

江东的齐、梁二朝，其弊病就更重，无论贵贼贤愚，只求吟诗咏词，于是就不管大理，只求文辞不同，追求清虚，追逐文辞，竞比一韵之奇，争比一字之巧。

连篇累牍，但其内容未超出描写月亮的形状；堆满书案，积满书籍，但其内容只是描写风云的形状。

世俗以此比高低，朝廷以此选官吏。

既然开了文辞可得禄利的道路，世间崇尚文采的感情就更深更重。

于是，不管是民间的小孩，还是贵族家的孩子，还没有看六甲，就先作五言诗。

至如尧、舜、商、汤的典诰，伊、傅、周、孔的学说，不再关心，何曾入耳？以傲慢放任为清虚，以缘情赋诗为勋绩，指责儒士为古拙，把作词赋的当作君子。

所以文笔一天天繁琐，而其政治却一天天混乱，的确因为弃掷了大圣的正道，制作无用的东西而以为有用。

损本逐末，偏爱华章，转相师法，越久越严重。

到大隋受命，圣道复兴，摒弃轻浮，遏止虚伪，如非胸有经典，生性质朴，有志于大道，归依于仁孝，不得引入仕途，为官为宦。

开皇四年(584)，普诏天下，举凡公私文书，并宜实录。

这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马幼文的表章言辞华丽，交有关部门治罪。

从此公卿大臣都知走正路，无不崇仰典籍，抛弃华丽虚浮，选择先王的令典，行大道于这个盛世。

但我听说，外州远县，仍然承袭坏风气，选举官吏，不遵照规矩。

以至出现宗族人等称其孝顺，乡里乡亲说他仁义，学习先圣的经典，不随便交友的人，就被摈弃在门外，不加录用的情况；出现学习不师古，追逐时尚，写作轻薄的文章，交结朋党而求声誉，就反被选作官吏，送到朝廷的怪事。

这都是因为县令、刺史不行风教，犹讲私情，不讲公道。

臣下我既然在司法部门充数，我的职责，就应该纠察这类事。

但是，如果闻风即弹劾，恐怕处理的人又太多，请皇上下令有关部门，普遍加以搜寻访查，如有此类情况的，一律写明情况送到台省处置。

李谔又因当官的好自我吹嘘，又上奏道：我听说舜帝告诫大禹说：“你只有不矜持，天下人才不能与你争比才能；你只有不骄傲称功，天下人才不能与你争功。”言偃又说：“侍奉君王，自数其功，这就要自取其辱；侍奉朋友，自数其功，这就会被朋友疏远。”这些都是先哲的格言，是后王的正道。

那么臣下之道，出力济时，即使勤劳可与大禹相比，功勋有如太公望吕尚高，也不能骄傲自大，要挟君父。

何况还是功劳不足以录下，勤奋不足以补过，却胆敢自述功勋，随意地干扰皇上的视听！世间的丧亡之道，到北周就到了极点：下无廉耻，是上头使他这样的。

北周用人唯信其口，取士不看其行。

自吹自擂的，就以干练有才而承蒙提拔；谦虚退让的，多因其静默而被遗忘。

因此，周代大臣上表章表达忠诚，就先论自己的功勋；承受龙颜敷衍上奏，也说：“臣下我最为用心。”自我吹嘘，自卖自夸，都无惭愧羞耻之色；强行求官横行要爵，只以把天下搞光为能事。

自大隋受命以来，此风顿改，甚至连耕田的农夫、贩卖的农妇，也无不洗心革面，何况还是大臣，却仍旧遵从坏风气！我听说，刺史入京朝觐皇上，还有自述巴掌大的小功，喧闹于朝廷之上，言辞不逊，自我吹口虚的，对皇上如此轻慢不敬，特别难以饶恕！凡是这样的人，都要写清他们的罪状，送交台省，公开地加罪废黜，以惩风教。

皇上把李谔前后所奏颁示天下，四海蔚然成风，深深地革除了弊政旧俗。

李谔在职几年，务求存大体。

他不喜欢严酷激烈，因此无刚正之誉，但他悄悄地却有很多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