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荐有才学之士。于是，人们大都激励品德，知所崇尚，儒家学说转而兴盛。献文帝天安初年，诏令建立乡学，每郡设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后来又诏令大郡设置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学生一百人；次郡设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八十人；中郡设置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小郡设置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四十人。太和年间，改中书为国子学，建立明堂、辟雍，尊事年老退休的三老五更，又开设皇子的学校。迁都洛阳之后，诏令设立国子、太学和四门小学。孝文帝明达研习古事，特别喜好典籍，坐在车上，骑在马上，都不忘记讲说儒学。刘芳、李彪等人因经书而得晋升，崔光、邢峦之类因文史而显达。其余那些涉猎典章制度，闲散中收集词章翰墨的人，无一不是借此获得很高的官爵，动辄赏赐并受宠幸。于是，儒学兴盛起来，其丰隆可与周、汉相比。宣武帝时，又诏令建造国学，在四门建立小学，大力选拔儒生作为小学博士，学生四十人。虽然校舍还没有建成，而经籍学术却是更为显著。当时，天下太平，学术十分兴盛，所以燕、齐、赵、魏之地，记录在案的学习经书的人，数不胜数。大郡一千多人，小郡也还有几百人。州里举荐才能出众的人，郡里举荐孝顺廉洁之士，在皇帝面前进对策，一年比一年更多。神龟年间，准备建立国学，诏令将三品以上和五品清官的儿子，作为国学生员人选。还未来得及实施，就又停了下来。正光三年(522)，就在国学拜祭先师，命祭酒崔光讲说《孝经》，开始设置国子生三十六人。到了孝昌年间之后，天下纷乱，各地的学校，所剩无几。

齐神武帝生于北方边塞，长于戎马生涯之中，树立义旗，平定疆域。因为北魏陷于战乱，又逢上。。朱氏杀戮残酷，文章典籍都荡然无存，礼乐一并丧失，弦歌之音几乎绝迹，俎豆之类的祭祀器皿将要丧尽。永熙年间，孝武帝再在国学祭拜先师，又在显阳殿诏令祭酒刘。。讲说《孝经》，黄门李郁解说《礼记》，中书舍人卢景宣讲《大戴礼-夏小正》篇，又设置学生七十二人。永熙年间都城西迁，天平年间都城北移，虽然地方设置的学校，有的未来得及迁移，但儒家的学术思想，却很快在人们的心中留下了影响。当时刚刚迁都于邺诚，国子设置生员三十六人。到兴和、武定年间，儒家的学术思想又兴盛起来了。自天平年间开始，范阳卢景裕和叔伯兄弟卢仲礼在范阳起兵作乱，齐神武帝敕免二人的罪行，将他们安置在客舍，用儒家经典教授太原公以下诸生员，卢景裕死后，又用赵郡的李同轨接替卢景裕。二位贤士都承蒙大恩大德，受到特殊的礼遇。李同轨死后，又征召中山人张周彡武、渤海人李铉、中山人石曜等人相继作为各位王子的师友。到天保、大宁、武平各朝，也引进著名的儒生，教授皇太子和诸王子经籍学术。然而，自齐朝始创基业，下及末世，只有济南王为皇太子时，性格见识聪明敏锐，自己很注重磨炼，因而成就美名。其余诸王子大多骄纵恣肆，狂傲凶狠，举动违背礼法制度，日日有成就，月月有进步之事，在他们那里没有听说过，就像镂刻冰块雕刻朽木一样，终于没有成就。这或许是有原因的。帝王的子孙，习性骄纵淫逸，况且其做人的正道之心不诚实，邪恶之路竞相开通，自己原就不能生而知之，不是智力出众之人，而在内纵情于歌舞女色，在外多有走狗跑马的爱好，怎能入则行为笃诚，出则与贤士为友呢？白白地有师傅来教授，终究却没有修养品行的实绩。王公贵族，再加上明达经籍来粉饰，可以说就像稽山竹箭在箭尾加上羽毛一样，俯首捡得高官厚禄，是明摆着的事情。然而，齐朝主持选录官员的人，有的失去其职守，师、保、凝、丞四大辅臣，都赏赐给有功劳的老臣，国学博士，徒有虚名。只有国子一种学校，生员也只有几十人。贵族子弟因通达经籍而进身仕途的人，只有博陵人崔子发、广平人宋游卿二人而已。自此之外，没有见到其他人。所幸朝廷制度宽大简略，政治禁令稀疏闲阔，游手好闲之人，十家就有九家。所以，学习经术接受学业的人，遍及乡村；背负书箱做官的人，不辞千里之远。进入里巷之中，乞食为生，栖息在桑梓树荫下，动一动就有十几人。燕、赵之地有此风俗，这类人数量尤其众多。齐朝的制度，各郡都设立学校，设置教授、助教讲授经籍。学生都是逼迫来充当生员，官宦和富豪之家，都不听从调遣。充当生员的人既然不是喜好经术的人，当然不把经籍放在心上。另外，许多人都被州郡的官吏驱使逼迫，即使有游手好闲之人，也不检视察看。这都是由于君主不喜好经术所致，各郡都必须察举孝顺廉洁之士，博士、助教和学生中通晓经术的人，推荐选拔充州郡举荐之数。射策十条，通晓八条以上的人，授给九品出身。特别优异的，也越级提拔。

周文帝统治天下，特别重视经籍典章。这个时候，西都动乱不安，郊区摆开了战场，古代帝王的旧有章法，往世圣人留下的教训，都扫荡干净了。于是，搜求上古三代残缺的文字，求得千载以上的至理名言，废黜魏、晋的典章制度，恢复周公的美好典章。卢景宣学问贯通六艺，修整五礼的残缺；长孙绍远学问广博，订正被损坏的六乐。因此，朝廷的典章逐渐具备，学者闻风向往。周明帝继位，真诚崇尚学术，内有安置文学之士的崇文观，外重成均这种大学的职责。文人墨客和讲论儒经优胜能令人开颜欢笑的人，时常出自朝廷；戴着圆帽，穿着方领衣，手持经书，背负书箱的儒生，记录到京城户籍上。这个时候人才济济，足可以超过以往了。到了保定三年(563)，周武帝才颁布诏令，尊太傅燕公为三老。周武帝于是穿衮袍，戴冠冕，乘坐碧辂车，陈列文具，准备礼仪，清道而临幸太学，亲自切割牲口的肉而让他们吃，奉举酒杯让他们饮酒，这固然是一世盛大的事情。这之后，命令使臣乘坐轻车奉送玉帛，到南荆征召沈重。等到平定齐国，周武帝降至尊之体，劳万乘之驾，用特殊的礼仪对待熊安生。因此，天下人都羡慕向往，文章教化深远。穿儒士之服，挟带远古帝王的道术，开办学校，引进学生的人很多，下定努力学习的志向，集中精力于某一专门的学业，辞别家人亲戚，甘心勤劳刻苦学习的人甚众。虽然学问渊博的儒者和成就的大业，比不上魏、晋时代的臣子，但风俗的改变，也还是近代的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