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问他。”宇文泰召来苏绰询问，他详细回答。宇文泰非常高兴，因而问他天地万物形成的开始，历代兴起败亡的过程。他善于辞令，应对如流。宇文泰更喜欢他，与他并马慢慢行到昆明池，竟忘记设网捕鱼就回来了。又把他留下来直谈到深夜，询问他为政之道，躺在那里认真听他讲述。苏绰于是陈说兴国立业的道理，并阐述申子和韩非子学说的要旨。宇文泰听着便起身，正襟危坐，不自觉地用膝盖趋向前面。两人说到天明也不知道疲倦。第二天上朝，宇文泰对周惠达说：“苏绰真是一个奇才，我要让他从政。”立即授予他大行台左丞，让他参与国家的机密。从此，宇文泰对他宠爱日益隆重。他开始制定文案上的各种格式，以及记帐、户籍的统计方法。

大统三年(537)，高欢率三路人马入侵西魏，将领们都主张分兵抗御。只有苏绰与宇文泰的意见相同，让军队全力对付窦泰一路，在潼关将他俘获。朝廷封苏绰为美阳县伯。大统十一年，封他为大行台度支尚书，负责著作，兼司农卿。

宇文泰想改革政治，志在弘扬强国富民之道，所以苏绰能尽情发挥他的智慧才能。他赞成宇文泰的改革，主张减少官员，设置二长，并实行屯田以供给军队。又起草了六条诏书，奏报朝廷施行。

其一是“先修心”，他说：

“凡是要治理人的身体，应首先治理自己的内心。内心是一身的主宰，所有行为的根本。内心不清静，则各种思虑就会产生。各种思虑产生了，则对道理认识得就不清楚，对道理认识不清楚，是非就会混淆。是非混淆，连自己都不能管得住，怎么能治理别人呢？所以，治理别人的关键在于清静自己的内心。所谓清静自己的内心，不是指不贪取财货，而是使心境清静平和，志操端正静谧。心境平和，志操清静，邪念就无法产生。邪念没有产生，那么他所考虑的无不都是至大至公的道理。用至大至公的道理治理别人，下面的人谁不洗心向化？

“其次还在于治理自身。君主的身体是百姓的圭表，是国家的标的。圭表不正，就不可能得到直的影子；标的不明，就不可能要求人们射中，如果君主自身还不能自理，而去治理百姓，就好像圭表弯曲，而却要求影子顺直；君主的道德不能培养，而却想让百姓培养道德，就好像没有标的却要求人们射中目标一样。所以做国君的，必定要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躬行仁义，躬行孝悌，躬行忠信，躬行礼让，躬行廉洁公平，躬行勤俭节约，然后再加上不知疲倦，加上明察秋毫。再用这八条去训诫别人，人们才会对你畏惧而又敬爱，把你作为准则去仿效。”

其二是“敦教化”，他说：

“人的性情不会固定不变，常随教化而改变。用淳厚质朴的品德去教育导化，则会变得质朴正直；用浅薄虚伪的品质去教育导化，则会变得浮泛薄劣。浮泛薄劣则是世道衰败的风气，质朴正直则是世道淳厚祥和的风俗。衰败则祸乱交替兴起，淳厚则天下自然就会大治。自古国家的安危兴亡，无不由教化所定。

“教化，贵在能够鼓动淳厚的风尚，传播祥和的气息，布施道德的恩泽，昭示朴素的习气。能使百姓勤勉忙碌，天天向善。邪恶虚伪的心思，贪婪嗜欲的性情，会潜移默化，逐渐改正，而自己却不知不觉，这样就是所谓的教化。然后教育他们孝敬父母，热爱兄弟，使之仁慈友爱；教育他们仁义和顺，使之团结和睦；教育他们懂得礼仪道德，使之互敬互让。仁慈友爱就不会遗漏任何一个人不去亲近，和睦团结就不会怨恨别人，互敬互让就不会争夺抢掠。三者都具备了，那么治理天下的天道就形成了。这就是所说的教化。”

其三是“尽地利”，他说：

“人们的衣食之所以能得到满足，是由于地尽其利。土地之所以能尽其利，是由于劝课农桑有方。负责这项任务的，是各级地方长官啊。百姓们是昏冥的，自己思考得不周严，必须劝戒教育才能尽他们的力量从事农桑。各州郡县的守土官吏每到一年伊始，一定要告诫所辖百姓，不管年纪大小，只要能拿动农具的，都要下田，按时垦田种植，不要丧失农时。播种完毕，禾苗需要管理，小麦登场，秋苗长在地里，蚕放在屋里，此时男女老幼都应该努力，那紧张的情形就像用水救火，就好像强盗将要到来。这样才可以使农夫不失去他们的本业，蚕妇能够完成她们的工作。如果游手好闲，晚出早归，好逸恶劳，不尽力从事农桑的，里正家长将他们的名字报到郡县，郡守县令随时予以惩罚。惩处一人，教育千百，这是明达智慧的地方长官的职责啊。

“田地必须春耕，夏种，秋收，然后冬天才能食用。春、夏、秋这三时，是农夫重要的月份。如果失掉其中的一个时机，就无法得到谷物而会没有吃的。所以先王告诫百姓说：‘一个农夫不种田，天下必然有人受饿；一个农妇不织布，天下必定有人挨冻。’如果在这三个时候不明白它们的重要，让农夫们不能务农，是断绝普天下人的性命，赶他们去死。那些没有劳力，没有耕牛的人家，要劝他们互通有无，使得相互周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