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了尸体。于頔带领他的儿子赞善大夫于正、驸马都尉于季友，着白衣，自己一人骑马，准备面见皇上，在建福门等候降旨问罪。守门官不接纳，只好退到街南，靠墙站立，派人呈上奏表。阁门使因他无人引荐而不接受，直到日落他们才返回。次日，又到建福门等候降罪，宰相通知让他回宅，贬为恩王傅。于敏远远流放至雷州，刑具加身遣送。殿中少监、驸马都尉于季友追免两任官阶，命他全家离京。左赞善大夫于正、秘书丞于方一并停任现职。孔目官沈璧处杖刑四十，流放封州。奴仆犀牛与刘干共同杀人，当交付京兆府处决。于敏行至商山诏命赐死，梁正言、僧鉴虚一同交付京兆府处死。

于頔在那年十月改授太子宾客。元和十年(815)，王师讨伐淮州、蔡州叛逆，诸侯王贡献钱财资助军队，于頔进奉银七千两、金五百两、玉带二条，诏命不收，又退还于頔。元和十三年(818)，于頔上表请求辞官归家，宰臣拟授他太子少保，皇上御笔改为太子宾客。那年八月于頔去世，追赠太保，谥号为“厉”其子季友伴随皇上在御苑狩猎，向穆宗诉说，穆宗便赐于頔谥号为“思”右补阙高钺上疏议论此事道：

“谥号，是用以惩恶扬善、激浊扬清，使忠臣义士知道努力，乱臣贼子知道畏惧的。虽然生前在当世窃取高位，死后却追加恶谥，那是用以警戒暴戾之人，让奖惩之意延续后世。孔子做《春秋》，乱臣贼子惧，大概原因就在此吧。像这样垂典范于后世尚且不能挽救，何况更去毁坏这种典章法规呢？

“臣风闻此事乃徐泗节度使李訫奏请。李訫是勋臣名将，陛下宠爱他的功劳，赐给他爵禄、车马服饰、住宅是可以的，假若破坏朝廷典章法度，今后如何惩恶扬善？仲尼说：‘惟独美名与重器，不可用以送。’美名重器，是国君所使用的，若用以送人，等于将政权送人，政权失去，国家跟着就会丢失。于頔镇守襄州、汉南不久，便杀戮无辜，恣意施行凶暴。布署军队在襄州、邓州，胁迫朝廷，擅自扣留被逐之臣，连天子使臣也不放在眼里。先朝皇上即位之初，为保国家安定，扭转了动乱局面，使得四方宁静，于頔幸免被斩于斧钺之下，得以全尸而死，确实应加谥为‘缪厉’，以警戒凶邪；怎么可以不恰当地追加美名，使奸邪之人得到恩惠呢！像这样做，那么于頔生为奸臣，死获美谥，臣担心天下有识之士说我圣朝无人，才会有这种黑白颠倒的事。臣俯首请求速速追回前诏，仍依太常寺谥于頔为‘厉’，使朝廷典章不受损害，国家法规不遭践踏。”

太常博士王彦威又上疏说：

“古时圣王建立加谥之法，是为了彰扬善恶，表明奖惩。使一字之褒，其奖赏超过贵服冠冕；一言之贬，其耻辱超过集市上示众。这是立国的重要礼法，陛下劝善惩恶的重大权力。于頔一时重权在握，便肆行暴虐，使人神共愤，法令不容。他擅自兴兵，越级施用宫乐，侵辱中使，擅自扣留钦犯，杀戮无辜，惩罚、勒索没有止境，因此臣给他定谥号为‘厉’。现在陛下不忍，改赐为‘思’，的确出于圣上的慈心，但确实损害了圣上的政德。

“臣俯首以为，陛下自临帝位，建盛世之业，闻善若惊，从谏不倦。何况正当统治天下登立极位之初，即所谓执掌国法珍爱名誉之时，一旦降下恩泽，便能大开侥幸腾达之路。再说像于頔这样不遵法度，但陛下不忍加以惩罚，臣担心今后像他这样的不法之徒就更多了，死后也要依于頔之例奏请美谥，陛下怎样处置呢？这样做是圣恩误加于前人，而弊端生发于后世。如果以李吉甫有赐谥之先例，那么李吉甫做宰相时，难道有犯上杀人之罪吗？于頔同他相比，恐怕还不是一类的人。如果凭着于頔时常贡献财物资助国家，改正过错来朝谒拜，两度出使远域，那么可以抵消对他的谴责。但是他伤物害人，剥下奉上，纳贿求宠，长这种日益滋蔓的恶行尤其不可助。自从河南河北作乱，将近七十年，王师征讨不止，国家创伤不息。及至张茂昭以易定之地入觐，程权以沧景之地归朝，之所以恩惠礼遇特别厚重，是为了勉励后来的人。而于頔以文官的职位，居处国家腹心之地，却倔强不服，侵犯圣命，没受处罚而让他入朝，哪里能同张茂昭等人相比呢！纵然有贡献财物出使远域的功劳，又怎能掩盖他的恶迹呢？臣俯首恳望陛下根据义节确定恩宠，根据礼法施予惠泽，使褒贬之正道得以维护，侥幸腾达的路途被断绝，那么天下确实大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