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统轻声让大家起，然后由李福宣布谕旨，

为者依然是不计其数，不临其境，而在那里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指谪人家没有格局没有气度，却也是很可笑的。

虽然在后世，无数人对各类考试尤其是考痛骂不已，可是，至少凭借那时人的智慧，找不比那更公平的办法，虽然也有着地域问题这样的不公，可是毕竟还是有大量的寒门学借此走向成功，考试，永远是人类文明史上和选举可以相提并论的创举，也不愧为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当然，对于皓首穷经的读书人们来说，为了保险起见，自然都得兼修，免得朝中风向一变，自己就白白浪费三年，没想到这次自己拿到的据说是皇帝亲草的试题，却大有无力下手之

对于这些立志官的人，大都是考士科，士科考帖经、墨义和诗赋，因此士以声韵为务，多昧古今；明经只记博诵，而其义理，学而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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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萧统已经将对官员们衷于县令的态度改为大力引导，毕竟想当官也是人之常情，只要把能力差和心术不正的人剔除掉就好，而这次考试，就是这样一个剔除的机制。

两百年前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后，对科举考试的内容着手行改革，取消诗赋、帖经、墨义，专以经义、论、策取士。所谓经义，与论相似，是篇短文，只限于用经书中的语句作题目，并用经书中的意思去发挥。王安石对考试内容的改革，在于通经致用。熙宁八年，神宗下令废除诗赋、贴经、墨义取士，颁发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和论、策取士。并把《易官义》、《诗经》、《书经》、《周礼》、《礼记》称为大经，《论语》、《孟》称为兼经，定为应考士的必读书。规定士考试为四场：一场考大经，二场考兼经，三场考论，最后一场考策。殿试仅考策，限千字以上。王安石的改革，遭到苏轼等人的反对。后来随着政治斗争的变化，《三经新义》被取消，有时考诗赋，有时考经义，有时兼而有之，变换不定。

原来，鉴于如今台湾人烟稀少，土地尚多，亟待大力开发，因此萧统在谕旨中大力调了县令这项职务的光荣与重要，并且表示，这次在县令任职的好的，他日光复河山后，必然得到重用。

既然是凭考试，众官僚们有的虽然微微有些失望，却也不乏兴的人，虽然彼时的科举没有后来明清那么死板无趣，毕竟大多数文官还是这么上来的，考试自然也不怕。

没想到，众臣依照皇帝的谕坐下，拿到考卷时，却全都傻了。